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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史硕士学位授予权下自主增设的国学二级学科培育方案
学科概况
2012-09-21 13:02:18 作者:范立舟 来源: 访问次数:131

 

(一)学科内涵
二十世纪学术巨匠吴宓先生有言:国学者,乃中国传统学术文化之统称也。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文明发展史中,在中国特有的地理、政治、经济、社会等环境中,形成了反映本民族特征的思想道德、文学艺术、审美情趣、民族心理、民族性格等中国特有的文化的总和,都是国学所能涵摄。它是一个无所不包的学术系统,有自己的核心内容、核心精神和核心价值。
广义的国学是一切中国固有之思想文化学说,中国固有的民俗风情,中国文化自身产生的天文、术数、医学、艺术等均在国学范围之内;而狭义的国学,则是指以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学术样式为着眼点,以四部之学为主要载体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学说。马一浮先生以六艺之学楷定中国学术,即就狭义国学而论。再者,国学还意味着借鉴西方现代学术理念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整理与研究,它注重的是国际视野、现代意识及科学方法。三者,国学亦是“国魂”,是国家民族历史认同、文化认同与政治认同的基石,国学的价值和意义就在于让所有中国人的知识结构、精神气质, 都以我华夏民族最高端的文本经典为依归, 使之成为中华儿女的文化识别符号。
(二)国内外设置该学科的状况和发展情况
21世纪以来,国学热潮持续蔓延,部分大学成立国学院和传统文化研究机构。“国学热”的出现,与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综合国力增强和国际地位提高密不可分,是民族文化自觉、文化自信的一种表现。下列单位的国学研究与教育值得介绍:1、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成立于2005年5月28日。时任校长的纪宝成教授兼任院长,文学院、历史学院、哲学院各相关教研室的教师,以“双聘制”的形式,参与国学院的教学科研工作。后哲学院中国哲学史教研室成建制转入国学院。学制六年,本、硕连读,毕业授予硕士学位。硕士毕业后,有志于继续深造者,可以继续在本院攻读博士学位。为提高教育质量,国学院学生从三年级开始,进入导师制,由导师引导学生尽快进入学术研究的前沿。以研究带动学习,是国学院重要的教学方法。国学院课程设置主要有学科基础课、专业必修课和专业选修课。课程以元典研读为主。主要依托中国史、哲学(中国哲学)、文学(中国古代文学)等学科。2、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成立于2009年11月1日,直属清华大学,为跨学科研究机构,国学研究院特聘及专职研究人员以高、精、尖为原则。国学院设立访问学者制度,国内外学者亦可自带经费申请到研究院访问。根据情况设立课题组和研究项目,经学术委员会批准立项,实行课题负责人制度。并建立了博士后流动工作站,吸引清华本校各人文学科及其它名校博士毕业人员参加研究院的科研工作。3、武汉大学国学院、武汉大学自2001 年起在国内率先创办国学本科试验班,联合哲学、历史、文学、艺术等多学科力量协力培养交叉学科人才;2005 年招收国学方向的研究生;2007年增设国内首个国学硕士点与博士点。2010 年成立国学院,成为国内少数几个具有拥有国学本、硕、博完整培养体系的教学研究单位之一,致力于培养文史哲艺交叉并重、具有跨学科特点的专门人才。武汉大学尚有国家级的人文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由文、史、哲三院合作建设,充分发挥文、史、哲、外语、图书馆各学科的传统优势,形成了以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为中心的学术交流和协作关系,在中国传统哲学、楚文化、明清文化、明清社会经济等研究领域形成了优势和特色。4、北京大学国学研究院。前身是北京大学传统文化研究中心,成立于1992年1月,中心以充分发挥北大文、史、哲、考古等学科雄厚的学术力量,发掘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宗旨,联系校内从事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学者百余人。2000年,更名为北京大学国学研究院。2002年开始招收博士生,先后聘请文史哲及考古方面学有专长的著名学者共同担任导师,提供有利于各学科交叉的课程安排、学习形式及论文指导方式,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大方向下,鼓励研究生选择多方向交叉的博士论文选题,以培养知识和视野较为开阔、能够进行跨学科综合研究的博士学位人才。5、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2006年12月22日复办,以“萃取国学精华,弘扬中华文化”为宗旨,秉持“兼容并蓄、开拓创新”的学术精神,放眼世界文明发展,研究中华文化和中华学术。发扬多学科交叉整合优势,突出国学主流和区域性研究特色,建构国学研究的东南风格。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采取以研究课题为中心的管理方式,精简管理机构和运行程序,突出学术研究和学术品位,激励重大学术问题的研究与创新。
(三)该学科的主要研究方向及研究内容
杭州师范大学国学院的国学学科建设与研究径路有以下三个方向的考量:1、国际宋研究。国学院内设立国际宋研究中心,构思全新的学术研究策略。建立从经典及其价值理念为研究核心、以文化承转流变为研究脉络、以研究南宋文化为模式(造就近世中国文化、中国气质、中国风格的文化类型)的学术观念。三项研究路径,并行不悖。开阔学术视野,集跨文化、跨区域于一体,将原本抽象的概念具象化。走向国际,只有在比较中才会凸显特色。之所以命名为国际宋研究中心,乃是因为,宋研究已是一门国际性的学术事业,我们要在已有的高度再上层楼,就必须参与、了解并力争主导国际宋研究的研究方向与方法。而我们的研究思路与成就也只有被更多的国际学人所知晓、所认同、所赞赏,才能在设置研究议题、提出研究路径、规划研究方法等方面主导学术话语权。它不同于浙江大学的宋学研究中心,只是单纯的宋代文化研究;也不同于杭州市社会科学院的南宋史研究中心,只以一个朝代为横剖面的考察。国际宋研究的“宋”不仅是一个纯粹的历时态概念,即单单涵指宋代这个时段内的所发生的一切,它还兼有共时态的含义,即指称一种文化的范型。它造就了今日中国的精神气质。2、20世纪中国学术思想研究。近代以来的中国社会,处于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现代化进程及其挫折与革命历程的纠葛贯穿于其中。现代性与近代以来中国人的文化认同危机与重构使得近现代思想文化跌宕起伏,蜿蜒前行。而浙江在其中有重要之地位。章太炎与马一浮是我们杭州之光。浙省精英,堪称20世纪中国学术思想研究的典范。杭州师范大学有着深厚的近现代史研究基础,在此方面已经具有深厚的储备。开展此项研究,同时也有着吸纳人才,强化特色的作用。3、浙学研究。浙江思想学术,始盛于南宋。因政治中心之转移而人才荟萃于东南,浙学遂趋繁荣,而以学派之成立及其学术传承之相对的系统性为鲜明特色,浙江遂为蔚为明清两代人文渊薮。南宋浙学,以“事功学派”之突起及其郁勃繁兴最具思想魅力,其与理学思潮相关联而又独具特色的学术新领域的开拓,代表了某种新的价值形态的确立,并由此而对中国此后的思想文化产生深刻而久远的影响,对浙江地区民众之集体的文化心理及其价值理念之养成,有熏染陶冶之功。在浙江思想史上,“事功学派”作为某种学术取向与价值形态在不同维度上的开展与流衍及其分宗统合,亦成为此后之思想的历史运动所展示的一个基本层面。开展浙学研究,揭示“事功之学”对整个浙学传统和浙江精神的形成和发展的影响,以及它对当代浙江及当代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思想文化建设的现实意义。
(四)该学科的理论基础
钱基博先生曾讲,国学之要义复有二端:一为人文主义,二为古典主义。前者为“国学之大用”,在于究明“人之所以为人之道”,故明其义而遗其数。后者为“国学之旨趣”,在于考证“古之所以为古之物”,故陈其物而疏其义。这与《中庸》所表述的“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并无二致。从“尊德性”的层面看,国学是“国魂之学”,它要表明的是一种对待传统的态度,是同情的了解,因此国学超越了价值中立,是一种建基于文化自觉基础之上的弘道意识,其目的在于返本开新,在从传统文化向现代的创造性转换这个时代文化母题场境中。经历现代中国思想反思后的反思。随时代的发展、历史的前进而完成创造性转换,成为内之不失传统之血脉,外之不落后于世界潮流而成为现代中华文化。从“道问学”层面讲,国学也是“学科之学”,它有明确的研究对象及范围,极其丰富的学术内涵,系统稳定的课程安排。近代以来,在西方文化的强势话语之下,西方的学术文化主宰全球,整个学术文化的学科划分随之发生变化。中国和西方的学科划分的差异就在于范式的不同,而任何科学都是建立于某种范式的基础之上。范式是科学和前科学、非科学的区别,是科学共同体按照一种共识、遵循同样的规范从事研究活动,这种长期积累的共识、规范的基础,其实表现了这一共同体对世界构成的看法。中西学科划分的不同,其实也就是对学术文化世界构成的看法不同。我们知道,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类别(学科)划分是经、史、子、集四部之学,而西方的学科划分则是哲学、史学、文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法学等,这两种学科划分基于两种不同的文明背景,反映出对学术文化构成的认识是完全不同的。现在要用西方的学科划分标准对中国传统的学术加以划分,实际上就意味着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彻底的分割和重整。因为中国传统学术是整体之学、博雅之学、会通之学。注意义理、考据、词章的统一,也看重知行合一、经世致用的践履工夫。要用新的学科划分标准对传统学术进行彻底的分割和重整,那么有着数千年辉煌历史的中国传统学术文化将不复存在。如作为四部之学之首的经学,它本是中华学术文化的本源所在,但在现代学科体制下,它将彻底被肢解为哲学、史学、文学与艺术学,部分内容甚至可以纳入宗教学、政治学、社会学乃至生物学的学科窠臼。像诸子之学也是一样,一定会被切割为学科碎片。其实不仅是中国的学术,就连一些东方其他国家的学术文化,也是很难完全归并到西方学科体系中去的,比如印度学、埃及学、土耳其的“突厥学”等等,所以即使到现在的欧美大学之中,往往在东方文化院、系、所中设立相应的专门课程。西方也有古典学,对古代希腊、罗马文化做整体、综合的研究。这一切都说明东西古代文化具有相似性,它们都具有圆融、全体的特点,不可以做简单的分科研究,有必要建立专门的学科,采用综合型的考察,才能对此一文化本身登堂入室。国学的理论基础,与西方古典学一样,是对文史哲分科的一种矫正,倡导的是整全的研究。
(五)该学科与其相近二级学科的关系
1923 年,北京大学国学门编辑《国学季刊》,胡适撰《发刊宣言》,是一篇国学总论,他说:“国学在我们的心眼里,便是国故学的缩写,中国的一切过去的历史文化,都是我们的国故,研究这一切过去的历史文化的学问,就是国故学,省称为‘国学’。”胡适认为国学研究的目的是要做成中国文化史,并规划了一个含民族、语言文字、经济、政治、国际交通、思想学术、宗教、文学、风俗、制度等十个门类的系统。兹后出现的多部《国学概论》著作,由于对“国学”的目的、研究对象的理解不一,结构体系、具体内容也不一样,钱穆是在“国学”名义下宣讲学术文化史,钱基博等则沿用章太炎将国学分史学、哲学、文学诸派别,根据研究对象加以分类的主张。王重民1929 年编成的《国学论文索引》立类涉及语言文字学、图书目录学、经学、史学、诸子学、文学、科学等十七个门类。这些做法都是把国学与“科学”(分科之学)对接,按照现代学科分类对中国文化传统加以分析、整理、研究。从目前的实际情形看,国学与中国史(一级学科)下的二级学科中国古代史、专门史(中国思想史),哲学(一级学科)下的二级学科中国哲学,汉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下的二级学科中国古代文学关系最为密切。首先,中国古代史是历史学科体系的最核心的学术单元,也构成“国史”之主干与“国学”之主流。它对于了解与研究中国悠久的历史传统及丰富的文化内涵和确定中国在世界文明史上的地位具有其他专业与知识无法替代的功能和价值。中国古代史研究的对象是古代的人物、事件、战争、制度设置与运行、经济与社会发展以及民俗风习等。而国学则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中人文学科范围内的学术的一个统称,是中国文化的本质精神所在。国学是“国本”之学,它的确建基于对一系列纷繁复杂的古代历史细节的理解之上,但国学要强化的是文化的主体性的挺立和自我形象的明晰化。他所要了解的是本国文化自身的承、转、起、合以及全部细节,还有这些细节对当时与后世世相流转的全部贡献。其次,专门史下的中国思想史讲的是社会意识发展的历史,它包含众多的思想性的元素。中国历史中的思想性元素,不能局限于儒家学说,诸子学说、宗教思想乃至关于科学与科技的思想都需要引起关注。在对这些思想性的元素的研究方法上,除了对传统的学术史方法的继承与发展外,还需要与世界其他文明的思想观念相比较、与中国社会历史研究深度结合等。也要提高文化自觉境界,要有对自己所拥有、所生存的文化状态的清醒认识,将自己的民族文化和思想融入到世界文化体系中,在世界文化体系中找到自己文化和思想的位置与坐标,对自身文化进行创造与建设。从研究对象与研究手法上看,中国思想史与国学最为相近,但也并非完全重合。国学是从整体性角度对中国以往精神历程的不间断的总体回溯、整合总结。构成这一整体的的第一个要素是儒学,第二个要素道家和道教,第三个要素是中国化的佛学。三大要素本身也就是思想性的元素。在国学视阈下开展中国思想史研究,最能够深入进行历史上思想性因素的整体观察。第一,中国思想,一般而言包含三个主要层面:世界观(哲学思想)、逻辑思想、社会意识。研究思想史关键是要揭示出哲学思想、逻辑思想和社会思想(包括政治、经济、道德、法律等方面的思想)的内在联系,以及这个思想体系发展的基本历程。思想史研究不仅要更加准确地揭示思想体系各要素的内在联系,更加需要研究中国思想性因素的格局性特征,也就是各种思想体系多层次并存的复杂结构。格局结构是事物具有的逻辑结构。用格局分析视角观察思想史,思想史会呈现为一个由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层次的人类心灵开显的序列。国学有助于对中国历史中的思想史因素的文化功能的研究。思想观念的研究不能局限在以思想解释思想,今天需要有更加宏大的视角,将思想的功能与文化联系起来。思想与文化联系密切,思想的文化作用的产生,总是要与人们的生活实践发生内在联系,它一般表现为三个层面:信仰、知识、社会生活。国学的整体性主张,更能揭示思想与文化的互动。再者,尽管从知识社会学的视角,中国哲学学科存在的合法性是一个问题,但这并不妨碍中国哲学已经作为哲学的二级学科而生存着。干春松认为,中国哲学学科范式有四个角度:一是民族主义的延伸, 由“以中国解释中国”而展开;二是中国哲学也还是中国思想,它体现了哲学的多样性和普遍性;三是的中国哲学解释方式,表明它具有非同寻常的典范意义;四是中国哲学的灵魂不是供我们凭吊的思想遗迹,而是一种文化的灵魂,这种灵魂需要在当代的传承、延续和发展。从这四个角度的展开来看,中国哲学与国学也有一定的相似性,但也不完全重合。国学是对近代以来所逐渐形成的研究传统文化的学术体系的接受和反思。“国学”虽然指中国的固有学术,但“国学”概念也展现了一个世界胸怀的视角:即中国固有学术是人类文明的一部分,在中国走向未来、走向世界、走向现代化的舞台上,“国学”将继续发挥重要作用。国学能让中国传统学术为西方学科体系所不容的学科分野、价值体系找到发展空间,既体现了本民族的文化使命感,更表达了民族文化自觉的精神追求。更容易避免中国哲学那种有无存在合法性的问题,在中国现代学科体系中寻找到属于自己的学科领地。“国学”作为中国固有“知识门类的综合体”,有着大量的无法纳入中国哲学学科领域的知识内容与精神关怀。它们之间的区别是非常醒目的。复次,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对象是各个时段文学的起讫、历史分期、时代特征及文学史地位;也根据各段文学创作的不同状况,分别阐论各种体裁的文学创作风貌、高下得失,描述各体文学的盛衰流变,尤着眼于“一代有一代之胜”的文学成就;进而从各个时段文学的时代特征出发,研究文学与社会生活、政治经济、文化艺术、文学传统的关系,并注重文学创作中的主要问题开展跨学科的综合研究;同时也要梳理文学典籍,对各类文学典籍的存佚、收藏及整理情况做出总结性的评述。显然,中国古代文学不再像国学那样,是包括经学、史学、理学、诸子学、掌故学、词章学、文献学的综合的学科门类,而是“词章学”的线性发展(最多考虑到与社会的互动)。
综上所述,“国学”的学科内容体现的是足够的时间长度和空间广度,体现的是国学自身价值的重要性和内容的丰富性,代表着中国传统学术的核心内容,不能被肢解为文、史、哲等不同学科的研究对象,而在中国传统学术中,这些内容本来就是一个学科整体,所以才产生了“文史不分家”的学术断语。用现代西方学术中心化的话语方式对国学的肢解,必然带来中国固有学术的边缘化,这已是不争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