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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访】访台观感(杨际开)
2013-03-25 22:36:17 作者:杨际开 来源: 访问次数: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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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俊杰教授(左)与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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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汎森院士(左)与作者

本人于1月14日-2月13日,应台湾大学人文社会高等研究院黄俊杰院长邀请,对台湾进行了一个月的访学活动,与王森院士、黄俊杰院长、陈昭瑛教授(女)、潘朝阳教授与黄丽生教授伉俪、蔡振丰教授、石之瑜教授、徐兴庆教授、刘又铭教授、李明辉教授、杨儒宾教授、黄锦容教授(女)、朱德兰教授(女)、刘序枫教授、张将教授等进行了交流,收获良多,圆满达到了预期的访问目的。
访台原来的目的是校对拙译伊东贵之的大作《近世中国的思想典范》(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13),陈昭瑛教授给我在陈明、干春松等出席的“儒教与公民生活”国际研讨会上(1月15-16日)安排了关于章太炎与辛亥革命的发言,引起林端教授(会议期间心脏病发作猝死)等的关注。
在黄俊杰教授的几次召见中,进一步了解了他关于“东亚儒学”的研究现状,台湾大学人文社会高等研究院作为黄俊杰院长推动东亚儒学的阵地,已经接待100多位大陆人士的访问,组织了东亚儒学研究的国内外团队,在韩国、越南、日本以及西方国家引起了强烈反响,随着台大日文系主任徐兴庆教授于2011-2012年赴日文研访问,促进了日本与台湾大学之间的交流,黄俊杰的《东亚思想交流史——以中国、日本、台湾为中心》的日文版,今年年初已由日本著名出版社岩波书店出版,我为该书写了书评。黄俊杰教授主持的东亚研究丛书,一部分已于2008年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近年来,还在陆续出版,有不少高水平的论著。
    2月7日去中研院访问,与朱德兰女士、刘序枫先生共进午餐,餐后,序枫先生我参观中研院,还去了胡适墓地瞻仰,下午2时,与王森教授在中研院行政楼约见,应我的要求,助理还为我们两人拍了两张合影照。院士知我为宋恕的研究者,问我有没有使用《张日记》中关于宋恕的论述,他还提到最近刚出版的胡珠生文集,并问我宋恕的亚洲思想是否源自冈本监辅,我提到刚由联经出版的王小林《从汉才到和魂——日本国学思想的形成与发展》,里面也引证了我的宋恕研究,谈到日本的国学,他告诉我,李登辉很喜欢读本居宣长的书,他问我,许寿裳与宋恕是什么关系,我说是杭州求是书院时代的师生关系,并告诉他,在浙江,最初对宋恕的变法思想产生共鸣的是蔡元培,后来王金发参加光复会,也是受到宋恕大同思想的影响,他对我说,你已经出版了关于宋恕的专著,我就不用再写了。
晤谈一小时十五分钟,由于话题契合,感到时间过得很快。谈话中,他多次提到历史人物的回忆录与日记,如李六如的《六十年来的变迁》、《童保日记》等,深为他对史料十分执着的大家风范与对问题十分认真的少年意气所感染。最后,他问,何俊的主要工作是放在国学院,还是学校行政工作上,并夸奖何俊对余英时的贡献超过了他们这些余门弟子。经历与作者的晤谈之后,再来读他的大作《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吉林出版集团,2011),味道就完全不同了。
一个月的时间主要用在逛书店与在台大图书馆拷贝电子数据。拷贝了史语所集刊与台大历史学报的电子文本以及《台湾社会研究季刊》29集(1998年3月)钱新祖教授纪念专号,里面刊有梅广《钱新祖教授与焦的再发现》、宋家复《思想史研究中的主体与结构:认真考虑“焦鱼晚期新儒学之重构”中“与”的意义》、钟月岑《比较分析措词、相互主体性与出入翼文化——钱新祖教授先生对比较研究的另类选择》、梅乐安《台北、香港、芝加哥——钱新祖教授行述》、魏伟森《一个被忽略学者所留下之不可磨灭印记:汉学诠释学之重构》、刘人鹏《游牧主体:“庄子”的用言方式与道——用一种女性主义阅读(钱新祖的)“庄子”》、江宜桦《当前台湾国家认同论述之反省》。院士有《“心即理”说的动摇与明末清初学风之转变》(载《史语所集刊》,65本2分,1994)一文,对钱新祖的焦研究作出了响应。
2月8日,在刘又铭教授陪同下,去每年一度的图书博览会购书,各家出版社汇集一堂,推销新书,联经的展销三本可以打65折,下午又去了台北著名的乐学书局,据说,许多外海客户都到这里来订购学术书籍。1月23日、2月2日,二次前往参加石之瑜教授的星期六聚会,费正清式的每周一次的家庭开放,居然在石之瑜教授家已经延续了二十几年。
寄回的书籍还没有邮到,手提回来的有关东亚儒学的书籍有:黄俊杰《东亚儒学史的新视野》(台大出版中心,2009)、黄俊杰《东亚儒学:经典与诠释的辩证》(台大出版中心,2009)、黄俊杰《东亚儒学视域中的徐复观及其思想》(台大出版中心,2011)、黄俊杰《东亚文化交流史中的儒家经典与理念:互动、转化与融合》(台大出版中心,2011)、黄俊杰《全球化时代大学通识教育的新挑战》(中华通识教育出版学会出版,2002)、黄俊杰《大学通识教育探索:台湾经验与启示》(中华通识教育学会出版,2002)。
2月6日上午11时,与俊杰老师的单独会晤中,对他提倡“东亚儒学”的姿势有了很深的印象,台湾大学图书馆一楼置有东亚儒学的开放书架,台湾大学会成为华语地区研究东亚儒学的重镇。他还给我看了阅读京都大学教授山室信一《作为思想课题的亚洲》(东京:岩波书店,2001)的复印件,上面布满了标识。
际开不参与任何党派活动,但相信俊杰老师提倡的“东亚儒学”研究典范是一个迄今为止华人所能提出的包括性最大的知识典范,他以“东亚儒学”取代“国学”的姿势一定会逐渐被人们所理解与接受,在东亚各国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对东亚共同体的文化基础建设起到积极的推助作用。“东亚儒学”是一把刺向政治唯我主义与一国归属主义的双刃剑,将人们的视野从自己住惯了的屋子引向屋外,让人们意识到有个东亚文明整体的存在,使居住在屋中的人们获得了反视自己存在的框架,同时,又提出对自己的存在进行把握的方法。
中国大陆本身也不是铁板一块,如果我们把台湾视为通过反抗日本的殖民统治而获得了近代性的一个归属于东亚文明的区域,那么,我们也可从香港或上海,看到某种相似的近代性,这种近代性与区域性的结合所呈现出来的东亚性是全球化的标志之一,在这个意义上,俊杰教授所提出的“东亚思想交流史”研究典范为我们在东亚的不同区域,从事儒学近代转换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方法论与范本。
作为浙人,如何从东亚思想的视野来重新发掘浙学史的现代意义,是我们不可回避的基本立场,何俊院长已经从“事”与“心”的角度,提出了浙学所面对的思想课题(参见氏著《事与心——浙学的精神维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如果从理学解体的角度来看,在理学综合体中,知识与心性逐渐从理学的躯壳中独立出来走向分离,而俊杰老师提出的“东亚儒学”为我们把握“事”与“心”的张力,套用余英时先生的用语,也就是“道问学”与“尊德性”的张力,最终走向制度性分离这样一个东亚思想的近代走向,提供了一个牢靠的坐标。
年初一去俊杰老师的学生张将教授(台湾师范大学东亚系主任)在台南的老家拜年,与张家三兄弟一家会面,吃自家裹的粽子,晚上喝酒聊天,感受到了台南农家的春节氛围,令人难忘。
一个月访台的最大感想是,东亚有两个公用语为华语的地方,两岸知识界与民众完全可以用华语进行交流,两岸是一种互补的关系,彼此需要,增进两岸的交流会促进华人的相互认识与提升东亚整体的文明程度,最终带来两岸和平。(2013年3月18日改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