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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访】我院院长何俊教授接受《都市文化报》专访
2013-10-11 17:57:41 作者:admin 来源: 访问次数: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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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专访详细内容 :

 

用开放的视野认真面对传统

——杭州师范大学国学院何俊院长访谈录

 

      建设“人文学堂,艺术校园”,探索多途径国学教育

     国学周刊:何院长,能否请您介绍一下杭州师范大学国学院成立时的基本情况?院训“好学力行”有什么特殊的含义?

      何俊:杭州师范大学国学院成立于2011年5月20日,是进行国学教育与研究的学术机构,由我作为杭卅师范大学副校长兼任院长,范立舟、叶斌、邓新文教授担任副院长。学校党委、校长都认为国学应该加强,因为当时在我们浙江高校里并没有国学院,当然我们高校也有一批和我一样从事这方面研究的,学校党委就建议成立国学院,让我兼院长。因为我们师范大学人文艺术这方面比较强调,我们提出要建设“人文学堂,艺术校园”,当然国学这方面就比较重视,我们有这方面诉求。

    我院的院训为“好学力行”,语出《中庸》:“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知斯三者则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矣。”“好学力行”反映了2000多年的儒家修己达人的精神,更是对学院同仁知行互进的勉励。国学院常设院务委员会,负责国学院重大事务,由院长、副院长与本校相关学院领导组成。专设学术委员会,专聘国内外相关学者组成,负责国学院学术咨询工作,首届学术委员会成员是:陈来(清华大学教授、清华大学国学院院长、中国哲学研究会会长)、刘东(清华大学教授、清华大学国学院副院长)、邓小南(北京大学教授、中国宋史研究会会长)、廖可斌(北京大学教授)、张涌泉(浙江师范大学教授、长江学者)。主任由陈来教授担任。

      国学周刊:我院的国学研究大致分为哪几个研究方向?

      何俊:国学研究旨在认识中华文明,探讨中国文化的创新。中晚唐以后,随着中国经济中心的东南移动,以杭州为中心的两浙地区千余年来始终是中国经济与社会、学术与思想最活跃的核心,而宋文化则是其代表,不仅影响于此后的中国,而且影响于当时与后世的国际社会。故杭州师范大学国学院专设“国际宋研究中心”,聘请美国Hoyt Tillman教授担任中心主任。

    晚清以后,西方文明袭卷全球,中国融人世界,本校前身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以及其后的浙江第一师范学校,投身于新文化运动,引领风骚;浙省精英,堪称二十世纪中国学术与思想的典范。故国学院专设“二十世纪中国学术思想研究所”。

    浙江思想学术,始盛于南宋。因政治中心之转移而人才荟萃于东南,浙学遂趋繁荣,而以学派之成立及其学术传承之相对的系统性为鲜明特色,浙江遂蔚为明清两代人文渊薮。浙学,代表了某种新的价值形态的确立,并由此而对中国此后的思想文化产生深刻而久远的影响,对浙江地区民众之集体的文化心理及其价值理念之养成,有熏染陶冶之功。开展浙学研究,对揭示整个浙江学术文化传统和浙江精神的形成和发展的影响,以及此种精神传统对当代浙江及当代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思想文化建设的现实意义。故专设“浙学研究所”。

      国学周刊:杭州师范大学国学院的教育宗旨和研究、办学特色是什么?

     何俊:我院的国学教育旨在传承中华文明,滋养明理、怡情、力行的素质。配合本校争创一流的本科与研究生教育,在通识教育中开设国学教育系列;继承本校百年来优秀的初教传统。我们有一个通识课程,里面有一个国学方面的模块,这个模块差不多就是修两个学分,有很多这方面的课,学生可根据兴趣自己选择其中一门,比如《论语》、《周易》等等。我们国学院并没有正式的编制,只是一个平台,我们的老师全是隶属于各个学院的。开课的老师是向教务处报,教务处根据学生实际进行安排。我们有人文学院、政经学院、基础部、美术学院、音乐学院等等,各学院都有一些老师是从事国学的研究和教育的。

      国学周刊:杭州师范大学国学院除了在本校开展国学教育以外,还积极地走出去,与省内多家中小学及其它教学培训机构建立密切的合作,在学前、小教、中等教育中探索国学教育;投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与世界多元文明的共生,在国际教育中融入国学教育;参与民间的国学补课与再教育,在社会教育中推进国学教育。我们这么做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

      何俊:我们有很多的附属小学、中学,他们当中也有一些小学对国学教育特别有兴趣,和我们联系,让我们给他们一些支持,设计一些国学进课堂、进校园的教学实践。我们的老师参与他们的工作,当然讲课不是我们去讲,他们自己本身有语文老师,我们就是在他们的教学当中根据他们的实践来帮助他们一起设计一些活动、课程等等。比如我们和宁波镇安小学就建立了很密切的合作,因为这个学校本身就是强调以国学教育为特色。他们就和我们合作,我们参与他们的课程设计,他们的项目我们给予指导。我们在国际教育中融入国学教育,我们的留学生来了之后要教中国的汉语、书法,我们有意的也把国学体现进去。同时我们还参与民间的国学补课与再教育,在社会教育中推进国学教育,有一些专门的培训班,也有一些机构会请我们做一些讲座。另外,像社区里有一些读书活动,一些国学教育的活动,也邀请我们参加,或者我们和他们一起来搞。

      国学周刊:我们目前正在进行的研究项目是什么?能否介绍一下杭州师范大学国学院“名师讲坛”的开展情况?

     何俊:我们去年承担了教育部古籍规划领导小组的一个重点项目《群经统类》整理,以宋研究中心为主在做这个工作。我们要整理从宋代到元明清代的五十多种古代的学者著作,以宋元明为主,也有少量的清代的一批中国传统的经学著作,大概有七百万字。

   同时我们会经常请一些学者来做一些讲座。我们会利用有些学者到上海、杭州这样的机会,请他顺便来讲一讲。我们的老师是分在各个学院的,他们也会按照自己的兴趣来做一些项目,比如“友声工作坊”,我们有的老师是从清华过来的,他就和清华保持一个联系,合作开讨论班。

     重新认识传统,把传统作为一种社会的资源,重新加以吸收

     国学周刊:您对当前的国学教育怎么看?

      何俊:在我们国家目前的学科目录里是没有国学的,原因也可以理解。因为1905年科举废除之后,现代学术体系是完全按照西方的学术体系建立起来的,中国传统的学术思想文化就被解构,归到现代的学术体系当中去了。当然这个过程我们可以看作是整个现代化转型的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应该说通过这个转型,我们的教育,我们的社会都实现了现代化的转型。在这个转型当中,建立起了一个新的教育学术体系,在这个教育学术体系的构架当中,一方面我们对传统的认识和理解加深了,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不看到这样的一些做法对传统的理解也可能是有了隔阂,有了误读。原来是一个整体,现在把它作为一个局部来理解了。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当然也在很努力地自立于这个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当然这种传统的转型缺少一种外在的架构,所以说我们的民族文化在继承当中出现了比较大的断裂。这种断裂当然也有好的一面,但是它的断裂本身也是的确存在的。

随着改革开放,中国逐渐走向了和平崛起的道路,用我们中央的话来讲,就是我们民族的伟大复兴。我们现在面临着一个最好的机会。那么在现代这样一个背景之下,我们重新认识传统,把传统作为一种社会的资源,重新加以吸收,这是完全必要的。正是在这个背景下面,整个社会都掀起了研究国学、学习国学的一种热潮。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这样的诉求以前也有过。在民国时期也有过。但是总体上来说,这一次可能更持续,更长久一些。

    我们不搞专业教育,就搞通识教育。我们认为专业教育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最终学生毕业出来仍然没有一个国学学位,仍然拿中文历史哲学的学位,但他又不是哲学系历史系中文系毕业的。我觉得有这样一个尴尬。事实上我们传统的国学也不单纯是我们今天的文史哲。比如说《资治通鉴》到底算历史学著作还是算政治学著作?从它的书名来说,它是属于为政治提供借鉴的一本书,那它同时又是重要的历史学著作。再比如六经中的《春秋》,也是集历史、政治、哲学为一体。用现代学科的概念来说,国学所涵盖的面远远大于文史哲。   

    国学周刊:能否谈谈浙学研究所的研究情况?

    何俊:我们的研究分为三大块,宋研究、二十世纪中国学术思想研究、浙学研究。这也很好理解,比如说宋研究,因为杭州是南宋的政治中心。二十世纪中国学术思想研究这一块,因为我们这里出现过章太炎、俞樾、马一浮等一大批当地的学者,所以我们当然也会关注他们的思想、学术。第三个“浙学”,这是思想史上的一个专有名词,是从宋代就有的。因为在宋代的学术文化思想圈中,浙江的学术就别有特色,并且有很大的影响。那么这个区域性的思想它不仅是区域性的,而且是全国的。比如宋代的时候浙江有永康永嘉学派,有吕祖谦的文献子学,那么到了明代有王阳明的心学。清代又有浙东史学。这些学术它本身既是地方的,又是具有全国意义的,有的甚至是具有国际性的,有很多国际的学者来研究。所以在地方上它也是研究的重点。我们作为当地的一所大学国学院,当然从事这方面的研究也是责无旁贷的。所以我们也有很多同事从事这方面的研究。以我们的国际宋研究为例,我们希望我们的宋研究不再拘泥于地方的,我们希望我们有一个国际化的视野。希望我们的研究中心经常有国外的学者来,我们的学者和国际学术界保持非常密切的关系。包括我们的研究中心主任也是请了美国来的田浩教授,这些都表明我们希望有一个拓展。我们也经常和国内大学合作。

   用开放的视野、开放的心胸、开放的学习方法认认真真去面对传统,了解我们的传统

    国学周刊:据悉,杭州师范大学的前身是成立于1908年的官立浙江两级师范学堂,能否谈能否谈谈它的历史发展过程?

何俊:杭州师范大学的历史如果我们向前追溯的话可以分两段。第一段是改革开放新时以后,变为杭州师范学院,在个基础上变成从本科到研究生到大学的教育,和国内很多高院校是一样的。杭州师范学院一部分可以追溯到1908年成的官立两级师范学堂。我们浙是一个名师辈出的地方,特别宋代以后,有很多伟大的思想家都出自这里。我们杭州师范大学是杭州市的一个高校,在杭州市也有一些著名的学者。我们的校址又处在杭州市余杭区仓前镇,余杭区仓前镇本身就是章太炎的故乡。

余杭也是清代一个著名的学者俞樾的家乡,所以我们就会注意把他们的一些研究作为研究对象来处理,我们考虑的是一个高校怎么样继承当地的传统,怎么样把当地的文化和学校的文化结合起来的个考量。我们当初设立国学院的一个考虑就在于此,因为校园的隔壁就是章太炎先生的故居。我们的确是想继承发扬放大前辈的学术思想,当然也是跟中央强调传统文化的政策相呼应。因为大学以前讲有教学、科研、为社会服务三个功能。胡锦涛总书记在清华大学百年校庆时的讲话中也讲到大学要承担起文化的传承与创新的任务,我们就觉得,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对我们来讲,国学就算是个内容,不是唯一的,但是一个主要的内容。

    国学周刊:何院长,我们知道您的研究方向是中国哲学与思想史,能否请您从专业角度谈谈您对于儒学在当代的价值的看法?

    何俊:这个问题可能非常复杂。近代以后儒学就走上了背运的时代,在“文革”时达到登峰造极。事实上儒家的思想是关于中国人如何生活。简单地说,就是中国人怎么样做人,怎么样做事的一种学说。做人做事不仅是个人的,而且是公共的。所以说它在中国的影响可能是根深蒂固的,简单地要把它断开不大可能。儒家思想的基础就是家庭。中国的社会至少到目前为止,还是以家庭为核心的。这样的思想传统和现代的中国人依然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所以我们认真地了解儒家,认真地理解儒家的思想和它在历史中的作用,可以从中获得很多的智慧,对我们今天的生活、工作也会有很多有益的帮助。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很多学者都在讨论这个问题,原因是到底儒学是什么大家都不知道。很多人对儒学都是人云亦云,道听途说,表扬儒学也好,肯定儒学也好,讲得不好听,社会上有多少人认认真真去读过一下《论语》?如果连《论语》都没有读过,就说儒家好或不好,有用或无用,这没有任何意义。所以我们现在的工作就是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让我们的学生认真地面对这些东西,认真地学习、体会这些。当你学习了、体会了,效果自然就会出来了。所以不必那么功利的说我们为了有用才去学。就跟我们吃饭吃菜一样,不能说我们中午吃一顿饭是为了哪一块肌肉来吃,这个是错误的。我们今天要学很多东西,我觉得传统的文化、传统的知识是其中的一部分,并不是说强调国学了我们就不需要学习西方的知识了,反过来也是这样,不是说你学习了西方的知识就不要古代的东西了。人的知识有多方面的来源,尤其是在现代社会,长期以来我们是把传统抛弃了,我们觉得不应该这样,要有所回头。重新打开一个窗子,让我们用开放的视野、开放的心胸、开放的学习方法认认真真去面对传统,了解我们的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