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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汇读书周报:何俊:师英录
2014-09-25 10:26:57 作者:俞云和 来源:文汇读书周报 访问次数:23

 

文汇读书周报:何俊:师英录
来源:文汇读书周报作者:时间:2014-09-24
2011年5月作者何俊(右)在余英时家

 

 

上海辞书出版社最新出版的《师英录》为学者、教授何俊记录向师长问学求教以及自己学习研究心得的文字,记录了钱穆、余英时、李泽厚、葛兆光、陈来等学问名家的研究方法和做学问的思路。尤其详细剖析了余英时在历史、哲学和思想史方面的研究方法,展现了一代历史学家的治学风采。
  余英时解读红楼梦:干净从肮脏来,又回到肮脏去
  余先生尝解读《红楼梦》。他的结论是:
  《红楼梦》这部小说主要是描写一个理想世界的兴起、发展及其最后的幻灭。但这个理想世界自始就和现实世界是分不开的:大观园的干净本来就建筑在会芳园的肮脏基础之上。并且在大观园的整个发展和破败的过程之中,它也无时不在承受着园外一切肮脏力量的冲击。干净既从肮脏而来,最后又无可奈何地要回到肮脏去。在我看来,这是《红楼梦》的悲剧的中心意义,也是曹雪芹所见到的人间世的最大的悲剧!
  在这段话里,余先生将《红楼梦》中的理想世界(思想)与现实世界(历史)之间的关系勾勒为三层:一、“大观园的干净本来就建筑在会芳园的肮脏基础之上”(思想源于历史);二、“在大观园的整个发展和破败的过程之中,它也无时不在承受着园外一切肮脏力量的冲击”(思想的内在理路始终受制于外缘情境);三、“干净既从肮脏而来,最后又无可奈何地要回到肮脏去”(思想最终屈于历史)。
  这当然是余先生关于《红楼梦》与曹雪芹的“两个世界论”,不能据此而轻言余先生也持相同的世界观。但是,至少可以断言,余先生在他的中国近世思想史研究中,已完全认识到理想世界与现实世界之间存在着上述三层关系。而且还必须意识到,余先生解读《红楼梦》虽迟至1973年秋,但其两个世界的看法早在1955年刚到哈佛时就“蓄之于胸了,并且还不止一次地向少数朋友们谈论过”。这意味着,从刚开始研究史学起,余先生就拥有“两个世界论”了。
  在“两个世界论”的三层关系中,前两层在双重路径的讨论中已得到呈现,唯独第三层,有待申论。“干净既从肮脏而来,最后又无可奈何地要回到肮脏去”(思想最终屈于历史)。余先生指出了,这是一个悲剧!但悲剧的背后,却未必是悲观的人生。曹雪芹“十年辛苦”建造出大观园这个理想世界,它最终虽然“又无可奈何地要回到肮脏去”,但建造这个理想世界,本身未尝不是对现实世界存以期望,对未来抱以乐观。“大观园”固然以悲剧告终,但至少在余先生熟知的中国近世思想传统中,这个以大悲剧告终的人间世仍然会重新开始。他曾引《朱子语类》的话:
  问:“天地会坏否?”曰:“不会坏,只是相将人无道极了,便一齐打合,混沌一番,人物都尽,又重新起。”
  “人无道极了”,足以使人间世沉沦,但天地“不会坏”,人与物会“重新起”。因此,理想不仅值得信守,而且论学正应秉此理想以照亮人间,即如朱熹所言,“圣人所以立教,正是要救这些子”。
  不过,疑问相随而来。以信守立身,固然是余先生的选择,但秉持理想而言学,尽管可以说只是存于理念,然终究难脱实际研究中存在着以“外缘情境”凑合“内在理路”的嫌疑,这岂不与前述双重路径并重之法相悖吗?为了解开这个疑问,我愿详引余先生关于兰克的史学理论与方法的阐述。余先生讲:
  兰克决不承认史学只是事实的收集,也不主张在历史中寻求规律。相反地,他认为历史的动力乃是“理念”或“精神实质”;在“理念”或“精神实质”的背后则是上帝。每一时代的重要制度和伟大人物都表现那个时代的“理念”或“精神”,使之客观化为“积极的价值”。史学的目的首先便是要把握住这些“理念”或“精神”。他自己的重要著作,如《宗教革命时代之日耳曼史》《拉丁与日耳曼民族史,1494-1514》,以及他晚年未及完成的 《世界史》(只写到中古末期)巨著等都企图透过许多特殊的事象以了解其间之内在关连性,并进而窥见历史上的“趋向”和每一个时代的“主导理念”。
  余先生深知兰克的史学包含着深刻的德国唯心论传统,故他进而指出:
  我当然不是说,因为我们要接受兰克的方法论,所以连他的德国唯心论一齐搬到中国来。我只是要指出,在兰克的历史理论中,思想、精神实占据着中心的位置; 他绝不是一个只考订一件件孤立的事实的人,更不是一个以史料学为史学的人。他和许多现代史学家一样,把人当作历史的中心。正唯如此,他总认为历史的真实不能由抽象的概念得之,而必须通过对“全部人生的透视”然后始把捉得定……在史学研究中要求达到主客交融、恰如其分的境界,是极为困难的事,兰克在《拉丁与日耳曼民族史》的《自序》中便坦白地承认这一点。但是他仍然强调这是史学家所必当努力企攀的境界。
  质言之,一方面是“理念”,是理想;另一方面是“全部人生的透视”,是写实。二者趋向动态的平衡,使历史与思想、事实与价值达到恰如其分的融合,正是史学真正“充实而光辉”的境界。王国维尝以“造境”与“写境”论词:
  有造境,有写境,此理想与写实二派之所由分。然二者颇难分别。因大诗人所造之境,必合乎自然,所写之境,亦必邻于理想故也。
  余先生的双重路径并重,乃至他的整个中国近世思想史研究,也正应当以此喻之。
  历史世界的追寻
  2003年6月,台湾地区出版了余英时长达千余页的著作 《朱熹的历史世界》,内地很快出版简化字本。很快便引发了两岸三地和美国学者们的评论,有讨论方法的,有辩难思想的。其中陈来教授发表在 《二十一世纪》 上的评论,介绍内容最全面。这里想讲余先生写此书时我亲历的二三事,以及我读这本书的一些乐趣。
  2002年3月,我问学于余先生。那时我自己也正在做南宋儒学的研究,请教问题便自然很具体。譬如佛教对宋儒有大影响是耳熟能详的看法,但我觉得学界的处理方法主要比较两家,佛教怎么说,儒家怎么讲,这个概念很相似,那个说法差不多。至于影响的实际过程以及其中的许多具体问题,少有人讨论。因此我问余先生,是否在方法上有什么办法。余先生讲,并无什么特别的方法,只有细读史料,由看来极不相干的零散材料中去发现历史的过程。
  为了教我,余先生便以他书稿中二程斥佛的例子来具体说明。他先是给我看二程的一段材料,然后因为这段材料中涉及范景仁,他又顺着去查范的材料,继而发现《二程集》中的一诗有误,又转而涉及……我因为手边没带这本书,中大图书馆的图书一直在读者手上,有时还有候借者在等,所以细致的内容我此刻已记不得,但这个过程却很清楚。举证间,余先生时不时站起来,往书房里去拿书来给我看,各种书上夹满纸条,红笔黑笔的旁注极多。这些材料本身并不偏僻,我们都能看到,但零散得很,注意到它们已需很细心,而彼此间的关系建立,尤需反复推理,找出唯一的或最大概率的可能。换句话讲,历史的重建,材料与推理两者都不可少,前者是必要条件,后者是充分条件,缺一不可。
  以眼下的时事作个不恰当的譬喻,余先生重构朱熹的历史世界,与李昌钰调查陈水扁的枪击案,很是相像。枪击案发生在当下,目击者无数,复原已很难。宋代儒者的活动远在约千年前,重构之难更可想象。我读《朱熹的历史世界》,很大的一个乐趣便来自其中的这种重建过程,各种各样的史料,一条一条地复原出一幅历史图卷。材料的解读及其彼此关系的建立,需要专业的训练,尤其是实务的操作,见多识广,才一见便了然于胸,这个本事是岁月积成。
  不到火候,这个工作做起来便须小心,有些更特殊的,像余英时先生书中重现皇帝心理世界的那种工作,若非他那样的史学行家里手,便干脆不要去碰。其实即使余英时先生本人,复原这部分时也是极端小心。当然,读者的感受又当别论,往往是这些部分,又是读来很过瘾。因此相对而言,材料的获取是最重要的基础工作。实际上,上面讲的那个例子,已反映余先生对材料的重视。
  我且再举一例。记得是我读到此书先刊在《当代》上的《绪说》部分时,对所论《近思录》首卷的编纂有点疑问,便打电话向余先生说了,自然也举了证据。第二天晚上,余先生便打电话来,说他重核了材料,细讲他对我举的材料的看法,又补充了几条材料,逐一说明它们的价值和能证明哪些问题。那个电话差不多有两个小时,求证的过程很细,足见他对材料的重视与审慎。毫无疑问,整天做这样的工作,一来会让自己神游于对象的世界,二则问题有时也会成堆而难理清。
  记得有一次去见余先生。往常到普林斯顿大学后来接我的是余师母,那天则是余先生。车到府上,我先下车,余先生将车停放好,然后下来。那天他穿着一件便西服,没系领带,我觉得很好,便取出相机给他照个相。待他看着镜头时,我忽然觉得他眼睛里有一种悠远而又有疑惑的神情。我以为是他工作累了,便说,先生是否身体很累。他讲,还好。恰好师母这厢出来,她打量一眼,说,许是头发太长了,有多时不剪了。我再看余先生,大概也是。
  傍晚,余先生与师母开车拉我出去散步,记得好像是去普林斯顿高级研究院附近,有一个水塘,平平缓缓的草坡,远远近近的小树,很让我想起江南的家乡。余先生边走边说,我现在好像既是侦探、检察官,又是律师,一身数职,彼此诘难,有时还兼陪审团旁观,最后还要做法官,拍板断案。我始觉得,这大概才是造成他眼睛里那种神情的主因吧。科学主导我们时代的知识生产以来,历史的研究已习惯于用图表、统计数字等来表达,或者便是社会结构的分析等,虽然这大概是必然和必要的,但读起来的感觉总像是读科技论文,已少有太史公史书中的那种生气了。但在《朱熹的历史世界》里,正如余英时先生自己所希望的那样,读者置身其间,仿佛若见其人在发表种种议论,进行种种活动。可以说,这是我重游这个历史世界的另一乐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