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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国家保存读书种子的人
2014-10-28 08:40:49 作者:俞云和 来源:《 光明日报 》( 2014年10月28日 16 版) 访问次数:26

 

为国家保存读书种子的人
——读《傅斯年遗札》
刘经富 《 光明日报 》( 2014年10月28日 16 版)
1965年,陈寅恪在回忆录《寒柳堂记梦稿》中感慨自己的家世:“吾家素寒贱,先祖始入邑庠,故寅恪非姚逃虚所谓读书种子者。”谦称自己非世代簪缨子弟,辞谢友朋安在他头上的“读书种子”桂冠。四年后陈寅恪弃世,香港《春秋杂志》发表《史学权威一死了之》一文,作者慨叹“中国文化传统中从此失去了一个真正的读书种子”。而那个发现、呵护这个“读书种子“的人——中研院史语所所长傅斯年,已在1950年不幸猝逝。
  傅斯年与陈寅恪是留德同学。当年在德国的一班留学生中,最用功的是陈寅恪与傅斯年,被称为“宁国府大门前的一对石狮子”。傅斯年则向毛子水称赞“在德国有两位留学生是我国最有希望的读书种子:一是陈寅恪;一是俞大维”。这是1923年到1926年间的事。
陈寅恪1926年2月回国,受聘于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傅斯年1926年11月回国,受聘于广州中山大学,任文学院院长兼国文、历史两系主任,1928年创办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简称“中研院”“史语所”)。俞大维1929年回国,傅斯年想延揽他到史语所来,任专职研究员,托陈寅恪力请他从上海来北平任职,又请时在上海的蔡元培出面做俞大维的工作。但俞大维无意于学术,走上了从政的道路。
上面披露的陈寅恪回国的月份、傅斯年欲请俞大维到史语所来搞研究都是新发现的材料,出自《傅斯年遗札》(王汎森、潘光哲、吴政上编,2011年10月台北中研院史语所出版。以下简称《遗札》)。《遗札》记载的陈寅恪在史语所草创时期的表现与贡献,前所未闻,尤为珍贵。陈寅恪在史语所的身份是研究员兼历史组主任,对史语所的史学发展功不可没。但由于他同时又是清华大学、中山大学的著名教授,其身份、生平的另一面被大学教授声名所掩。
傅斯年1928年受命创办史语所时,确立了要与法国、日本汉学争胜,要把汉学中心从法国、日本移到中国来的目标,制定了“请名家”的进人方针,自然会想到具有这方面硏究实力的陈寅恪。而陈寅恪对傅斯年新史学的视野境界、理念方法也颇为欣赏,欣然接受聘任。1928年9月20日,傅斯年致函陈寅恪:“本院院长蔡先生聘先生为本研究所研究员,恳请许诺,感荷无置。查历史的语言的材料聚集北平者至多,整理发明端赖博学如先生者。不维冒昧,敢烦先生常川住在北平,以便从事整理。闻先生于内阁大库中颇得重要史料,有意编辑,又得数种文书之蒙古史,思考校之,无任欣佩,颇思早观厥成,以树研究史学之表仪,至于推此项及其它。先生在北平工作之用费,如抄写之费及助员之费等,自当由本所担任,因出版由本所任之也。又本研究所之研究生须分附研究员名下,以便指导其工作,或烦请先生担任此项研究生一人或三人,至感高谊。先生本是清华学校研究院教授,有常川住校,当由本院长函致清华学校校长,请其许可。先生改住北平,至少可以在北平每周住数日,以便从事上列工作。至于因此而先生在清华任务减少,当由本院退还清华。先生在清华所领薪俸之一部从先生在北平开始工作日起算,凡此种种,如荷同意,请即示复。”(《遗札》第43函)这封信比较重要,故全文引录。它使我们获知陈寅恪被史语所聘任的事由过程,陈寅恪薪金的处理方式,陈寅恪在北平城内租赁住房的背后原因。
陈寅恪积极响应加盟史语所这个学术团队后,为史语所办成了两件大事。一是购置“八千麻袋”明清内阁大库档案。1928年10月初,陈寅恪从上海返回北平后,即着手与在天津定居的原藏主李盛铎联系洽谈。一度颇为纠结,主要是卖方要价、买方筹资和存放房屋棘手。陈寅恪不得不放下不管闲事的身段,与傅斯年函电往还,与卖方周旋较劲,处理各方关系,终于在半年内,使这批重要文献在与燕京大学、日本满铁的竞争中落户史语所,为“国宝”没有外流和史语所掘得文献材料的“第一桶金”作出了贡献。使原定八个组之中的史学组有了重要工作内容,并因此加快了史语所从南疆迁往北国的步伐。
二是为史语所迁移北平的办公用房奔走尽力。他先打“御史衙门”(都察院)公廨的主意,最后相中北海静心斋。1929年3月到5月,陈寅恪不断向傅斯年、杨诠(中研院总干事)报告与外交部洽谈接收静心斋详情。杨、傅指示陈寅恪“先占静心斋再图发展”。一个“占”字,意蕴多重,历练丰富的人阅后当会心莞尔,同时也透露出史语所当年在北平立足不易。总之,陈寅恪在上司的支持下,稳妥搞定第二件大事。
1929年6月,史语所从广州迁入北海静心斋,将原计划的八个组缩编为三个组,即第一组(历史组),陈寅恪任主任;第二组(语言组),赵元任任主任;第三组(考古组),李济任主任。三个组主任实际是三个学科的带头人。既是组主任,就得理事。但陈寅恪在史语所的身份有点特殊,他不是在史语所坐班的专职研究员,而在清华大学、史语所两边任职,这就与史语所的规章制度发生了冲突。平衡的结果,是傅斯年采取一种变通破例的办法,对外陈寅恪是史语所专职研究员兼第一组主任,对内实行兼职研究员一百元的薪金标准。
历史组是史语所的“头块招牌”,故傅斯年尤其重视,组内事务,小事他自己办理,大事则与陈寅恪商量。1935年进史语所的陈述回忆:“寅恪先生不常到研究所,但所里的事,特别是第一组的事,还是经常关注、指导。”他不仅处理历史组的事务,对史语所的事也很上心,常发表自己的见解、建议。如1929年9、10月间,第三组在河南安阳殷墟考古发掘时受到当地政府、民间的阻扰,陈寅恪到傅宅谈此事,提出四点看法。10月23日傅斯年致函李济:“寅恪昨来谈,其言颇有可采……寅恪虽古怪,然官场情形,中国社会,实比吾等透彻也。”(《遗札》第101函)
1933年春,史语所因平津时局不靖,执行中研院集中各所于首都的计划而南迁上海,次年再迁南京。但第一组因整理内阁大库档案,尚有一部分人留在北平。傅斯年因在北大兼课,也常在北平。故从1929年到1937年6月这八年,陈寅恪与史语所的关系稳定正常,他在史语所兼职的局限还不是太明显。他在城内有住宅,清华校园也有居所,两边都不误事,有时还代理所长事务。1930年10月20日,傅斯年致函蔡元培:“请准假两星期,在请假期内所有应行职务由陈寅恪代理。”如果不是抗战爆发,陈寅恪这个在清华、史语所两边理事的模式会长久保持下去。
然而战争打乱了社会与个人的秩序。1937年11月,史语所从南京撤退到长沙再到昆明,1941年初再次播迁到四川宜宾李庄板栗坳。陈寅恪1937年11月随校从北平撤退到长沙再到昆明,家属则安顿在香港。史语所与陈寅恪都历尽颠沛流离之苦。1939年陈寅恪被英国牛津大学聘为汉学教授,1940年因欧洲战事,航路阻隔,无法远赴英国,困在香港。1941年12月香港沦陷后,陈寅恪陷入危险之中。他贫病交加,到处筹措逃离的旅费。更为严重的是,日伪文化组织诱逼他入彀。在陈寅恪一家最困难的时刻,傅斯年伸出了救援之手,并提升到为国家保存读书种子的高度。
1941年12月10日,傅斯年一连发出三个电报给当时在港的杭立武(行政院中英庚款董事会总干事)、陈寅恪和中研院重庆办事处王毅侯,先垫款四千元,救助陈寅恪一家飞离香港到重庆(《遗札》第868函)。当时国民政府派飞机前往抢运,但陈寅恪不是政府要员,没有列入抢运名单,这次营救没有成功。
1942年1月11日,傅斯年又致电朱家骅(中研院代院长),建议他抓紧时间与驻港的情报机关联系,救援陈寅恪离港(《遗札》第879函)。
1942年4月,陈寅恪请离港的熟人陈汉带口信给杭立武,请国内给予接济。傅斯年于4月14日致函杭立武:“……兹拟将寅恪兄一月至六月份薪俸共六百元先行转去,倘无问题,弟再向好友集凑,续转较大数目。顷已函托王毅侯兄将款送上,即烦我兄代汇陈汉君。寅恪兄在港,终非长久之计,弟亟拟接其来内地,正在设法中。”(《遗札》第908函)
陈寅恪一家最终逃离香港,救援的过程颇为复杂,其中傅斯年、朱家骅出力最大,显示出中研院作为政府部门的办事实力。但陈寅恪到桂林后却遇到全家筋疲力尽、自己病痛缠身无力再往前走到达四川史语所驻地李庄的困难。1942年6月下旬,陈寅恪请傅斯年帮忙在广西大学谋得教职。事后傅斯年在致叶企孙(中研院总干事)函中说:“寅恪就广西大学之聘,弟不特未加以阻止,且他来信派弟写信给杭立武兄,弟即照办了。弟一向之态度,是一切由寅恪自决,彼决后,再尽力效劳……但求为国家保存此一读书种子耳。”(《遗札》第955函)这是傅斯年第二次称誉陈寅恪为“读书种子”。从1923年翩翩留洋到1942年漂泊困顿于西南之际,历经二十年的人事变迁,傅斯年对陈寅恪的基本态度仍未改变。傅斯年的侄子傅乐成说乃叔平生敬仰的只有蔡元培、胡适、陈寅恪等少数几个人,看来是有根据的。回到“读书种子陈寅恪”这个话题,书种本人固然令后人高山仰止,那发现、呵护书种的人,也应位在伯仲之间啊。
(作者单位:南昌大学江右哲学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