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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院举办“天理良心:朱子学与阳明学的当代会话”学术座谈会
2017-05-08 09:47:54 作者:洪德取 来源: 访问次数:352

我院举办“天理良心:朱子学与阳明学的当代会话”学术座谈会

57日,我院召开“天理良心:朱子学与阳明学的当代会话”学术座谈会。本次会议共邀请了国内数十名朱子学与阳明学研究学者参会。会议本着开放、包容的精神,围绕朱子学与阳明学的相关问题展开学术讨论与座谈。

 

(部分与会专家学者合影 前排左七为我院院长何俊教授)

上午8:30,会议举行了简短的开幕仪式。我院副院长范立舟教授主持会议,我校中国哲学学科负责人朱晓鹏教授致开幕词。接着,与会专家学者针对学术研究的方法与视角、朱子学与阳明学的历史展开、内涵及现代启示等相关问题进行交流与讨论。我院院长何俊教授全程参加了座谈会并对会议作了总结发言。他首先就与会专家学者的发言作了精要的概括与总结,并高度评价了本次座谈会所取得的丰富成果。其次,何俊教授就座谈会的主题提出了两点想法:第一,通过学者的发言,形成了一个基本共识。即朱子学包含着向阳明学发展的历史逻辑。二者之间不存在根本性的矛盾,具有合一性。第二,结合今天讨论的主题,朱子学与阳明学在当代究竟有深恶价值与意义值得关注?何俊教授认为,朱子学的现代性倾向于体现在它的科学性上,阳明学的现代性更倾向于体现在它凸显的主体性上。如何在科学昌明的同时为人类把握价值的良好方向,同时在主体性高度彰显的体况下又能够逐渐建设起合理的制度和规范,这是朱子学与阳明学给予当代的一个重要启示。

 

(我院院长何俊教授为会议作总结发言)

(图/文 胡海丹 洪德取)

 

天理良心:朱子学与阳明学的当代对话

朱熹与王阳明是中国哲学史上的两颗明珠,也是中国儒学的传承者。朱熹与王阳明思想博大精深,对他思想学术的研究,理应是后学的重大使命。本次研讨会便是以继承和发扬广博深邃的“朱子学”“阳明学”为己任,以适应新的时代要求,开创新的历史新篇章。本次讨论在会议形式、内容上都没有固定模式,通过专家们的思想碰撞产生智慧之光。整个学术研讨会分为个阶段:首先与会专家学者谈自己的学术所思;其次主办方何俊教授总结发言

   张学智教授主要就“阳明有心想把陆九渊和朱熹两派结合起来”的观点、朱子和阳明对知识与德性的看法、以及他是如何理解阳明“致良知”思想等方面展开探讨。他指出王阳明和朱子最大的不同就在于他把朱子讲的“先知识后道德”直接变成以道德为主而把知识装进去,将知识与客体的关系变成一个和道德活动紧紧挂钩的东西。张学智教授表明他现在所讲的良知是“大良知”,它既是道德情感又是理性,既是意志也是直觉,它是一个综合性的阶梯活动。所以他解致良知是两个方向,一个由内到外,一个由外到内。致良知的活动任何人都可以做,在这个实践的过程中,心的各种含蕴都被调动起来了。他觉得阳明学最大的精艺就在这个地方,心是人的整个精神活动,要把人的整个精神活动的各个方面都调动起来以应对我们当前所碰到的问题。他接着提出个人观点:阳明有心想把陆九渊和朱熹两派结合起来。阳明认为陆九渊学问不错,但其著作对德性提及得过重,甚至为了突出德性而贬损知识。同样阳明觉得朱子解经明晰、知识广大,但其最大的毛病就是“支离”,即知识的活动和德性的活动不是直接挂钩的。在阳明看来这两者之间有可能出现断裂,他觉得一定要把知识的活动时时放在德性的统领下。所以阳明有意将朱子和象山的好处结合,把双方的缺失和他自己的缺失补上。针对今天的主题,张学智教授表示“天理和良心”是良知之学,把天理装在良心里面,把良心作为天理的直接体现。天理良心实际上始终有德性作为基点,然后把实践活动的获得,特别是知识和意志这两方面的获得,作为整个良心的充扩。阳明在这里的良知学作为实践中的活智慧,要使一般百姓都能掌握天理良心。掌握的程度虽有高有低,但可以从现在掌握的程度做起,所以他这种东西适用于每一个人,因此阳明学的这套学说将儒学推广到更加广泛的位置。

   吴震教授从自己研究的不同进路,来探讨阳明学与朱子学的不同见解。关于朱子和阳明的研究,大体来讲主要有两个途径:一则由朱入王,一则由王入朱。由于不同的研究路径,学者们得到的结论也不尽相同,而且此两种路径往往会对朱子之学和阳明心学有失偏颇。因此,吴震教授就此提出了自己的两点见解。第一,他认为研究朱子与阳明之学,应该重视其内外两条标准,并且着重解读其内部标准,即从儒学的内部出发,重新审视朱子与阳明之学的差异与相同点。吴震教授除了根据自己的治学经历提出了独特的见解,还对朱子学和阳明学进行了展望。他认为无论朱子学还是阳明学都极具特色。无论我们以何种标准来审视朱子学与阳明学,它们都是一种“成圣之学”,即如何使人们成为“圣人”的学问。此种“圣学思维”可以与西方“基督教”神学思维进行一定的比对。另一方面,朱子之学和阳明心学都坚持一个理念,即在道统的观念下坚持一种批判的精神,以此来制约“王政”等。此种理念有继承与创新之可能,同时我们亦可以用此理念来坚持社会的公正性和政治的公正性。除此之外,还可以用此理念与西方的某些观念进行一些积极的对话。除了上面的两个方面,吴震教授还指出,朱学和王学还有一个共同性,即建构天下主义人文关怀。并且他认为将此种人文主义关怀放在当今社会将有重要的当代意义。

    钱明教授在会上以自己的文章简论阳明神化问题,指出现今民间对阳明的神化与嘉靖之后对阳明神化的相似。他以“从圣域走向神坛的阳明”为题,说到阳明在世时弟子称其为圣人,认为阳明是直接承接圣人之学。在民间神化的同时,官方层面也尊其为圣人。入清之后,阳明成为“三不朽”,虽然阳明于“三不朽”当之无愧,但中晚明之后,在对阳明圣化之时还对阳明进行了神化甚至仙化,其主要手段为门人后学的理论建构,还有通过一些文学手段和一些道家道教的理论使得阳明成为明儒阴道的大家。最先开始从理论层面塑造阳明神化的为王心斋。还有一些明清小说和戏曲也描写了阳明神化的形象,王心斋从道教方面对阳明进行神格化。在阳明的弟子中,也有弟子对这种神化进行反思,主要通过对阳明年谱进行一种定证,认为圣人不语怪力乱神,因此阳明也不会讲,认为应该删去。除了文学方面,还有绘画,比如其弟子将阳明画成仙人形象。除了弟子之外,民间更将阳明画成仙佛形象,对其进行膜拜。直至清代官方对阳明的膜拜才有所降低,但民间依旧很“热”。阳明被神化的过程也是被戏剧化的过程,阳明的弟子董谷将阳明与徐平君相联系。徐文长的《南词叙录》以及明清笔记小说通过英雄化的方式来对阳明进行神化。总的来说本文主要通过思想、绘画、小说、戏曲等方面来说明阳明被不断地神化,主要集中从通俗文学方面说明,明清时期阳明从圣域走向神域的过程。

   汤勤福教授主要紧扣当代社会变革的实用性来谈朱子“家礼”的问题。对于“朱子家礼”的解读主要集中在其历史价值和现代意义两个方面。他首先对朱熹的“礼学”著述进行了一定的叙述,同时向我们阐释了朱子“家礼”的深远影响。随后他指出对于朱子家礼,并不是将其礼仪直接运用于现实社会,而是高度概括其思想价值。对于朱子家礼思想的研读,汤勤福教授认为主要有三方面的价值。一、实施改革。他从古今礼制的不同出发,说明了朱熹通过对古礼的改革,使其更加具有实用性。二、提倡简易和实用。自古以来,礼制向来复杂,而且费用至巨,很多人因为礼制之繁复而无力承受。因此朱熹家礼的这种简化使其更加适应平民的需要。三、反对复古。汤勤福教授从礼制沿革中的复古特点,来论述朱子家礼中反对复古的一大特色。同时他还论述了朱熹关于礼制认识的转变。认为纯复古无益于社会之发展,因此要对礼制进行改革使其适应时代的需要。最后,汤勤福教授对此次发言进行了总结,他认为要理解朱熹家礼的思想价值,以此坚持时代性,强调礼的道德价值。另外,对于传统礼制,我们应该取其精华取其糟粕,要认识到自己的根。对于朱子家礼的研究可以发现任何制度都需要时代性和当代性,因此我们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既要对体制进行改革,也要进行现代性转变,以适应时代。

   黄玉顺教授从阳明心学与现代价值体系和现代儒学的基本任务着手,提出现代性诉求的民族性表达。这既不是全盘西化也不是原教主义,现代性不是一个民族概念而是一个时代概念,无论中国还是西方都将进入现代性社会,现代性是人类的共同价值。正因为如此,依然性的现代性表现为故土民族国家的多元形式。现代化的基本特征之一就是民族国家的建立,因此现代性的复兴必然表现为民族性的表达。而在中国这种民族性的表达突出表现为儒学,所以儒学的复兴将是必然的。中国的现代性诉求并不是西洋强加给我们的,中国的内伸现代性早在宋代就产生,只是被外族入侵给打断,尤其是蒙元、满清的入侵和日本的入侵等。中国内伸的现代性主要表现在发达的都市和市民生活方式上,中国内伸现代性的民族性表达让儒学发生了变化。他指出儒学的现代化包括儒家个体主义,这可追溯到阳明心学和阳明后学,并认为这才是阳明的主要意义所在。近来阳明心学突然热起来,但却夹杂着一些缺点。他曾撰文指出中华帝国后期的儒学主要有两个发展趋势,即儒学的守穷和儒学的不断精致化。其起点是宋代的理学,它将天理与人欲对立起来,将道心与人心对立起来,而其所谓的天理只是帝国伦理政治的行上学化,所以后来戴震称其为“以理杀人”。黄玉顺教授还提到儒学现代化的典型是明代的心学和阳明后学中的一些思想,其根本特征是以心为本,因此个体自我以及本真情感得以表达。阳明后学中的主要代表王艮的思想,包含了大量的市民思想和个体主义精神。这种思想不仅开辟了儒学的形下学现代化,也开启了儒学的形上学的现代化道路。他在对阳明的总体概述中表明阳明思想并不具有现代性,其形下层面的伦理政治哲学,依然是维护封建君主专制规范,但其形上层面的以心本体取代性本体,以个体取代天理的理论建构促进了儒学的现代化进程。

  李若晖教授主要从经学史和制度史的角度探讨宋明理学的问题,认为经学的发展离宋明理学越近,离制度的距离就越远。作者爬梳了从汉代经学以制度建构为核心,至郑玄以《周礼》为核心来建构经学体系晋律如陈寅恪所说,是对《周礼》的模仿这一过程奠定了中国法律的基础。到了唐朝孔颖达的《五经正义》,《礼记》取代了《仪礼》或者《周礼》,成为礼学的中心。后来《孟子》的升格和四书的建立,《礼记》成为五经的正经之一章太炎构建新式四书是留下《论语》、《孟子》的一部分,去掉《中庸》事实上他是回到北宋前中期,因为重视儒性恰恰是宋初思想的特征宋代以四书学取代五经学,事实上代表了经学对于制度的梳理。我们可以看到,在理学越兴盛的时期,政治就越黑暗,因此要考虑理学与制度的关系,理学与政治实践的关系?知行不只限于个人,天下人的知行是一个行为模式的问题,而这种行为模式是由道德和制度共同构成的。我们今天要客观地、系统地、全面地对待对宋明理学践行层面,尤其是对道德、制度构成人的行为模式的整体达到理学之治与天下人行为的正面的结合。这是振兴儒学必须要考虑的根本性问题。

   代湘教授主要探讨了湘学地域文化和朱子学关系湘学对整个湖湘文化和中国整个传统文化以及对中国近代的影响等问题湖湘学派的建立者是胡安国,但在文化的兴起,应该是从张栻开始牟宗三认为,朱子张栻两人论辩,张栻认可了朱子绝大多数的观点。张栻背叛了师门,投到朱子的怀抱里,导致湖湘学淹没无闻陈代湘教授认为,朱子由于其学术独立性强,加之张栻又死早,所以湖湘学派的湮灭并非朱子过。因为湖湘学派门人在战乱中牺牲了所以导致湖湘学派的淹没。湖湘学派宋氏南渡后对朱子江西学浙中的影响非常大湖湘学派的精神一直延续下来,历史上诸多大儒都是继承了湖湘学派的传统。浙中学派讲经世致用湖南的湖湘学派也讲经世致用安国写的春秋胡传科举考试教科书。当时那个时期,中国文化面临断灭之危胡安国特别提出春秋大义华夷之变大一统的思想因为文化的延续是保有民族国家的前提。章太炎提出如果文化没有灭,国家可以重建如果文化灭了,大义灭了,那国家没法重建。所以当时这种精神是要保护中国传统文化。儒学倡导天下为公的精神,涉及民族自信心。在社会需要发展的时候须要引进事功,但是在当下物质事功盛行的时候,提倡天地良心。我研究历史学派地域文化问题,在特殊的历史时期,如何处理道德与知识良知事功的关系值得我们好好研究

   李承贵教授主要从方法论的角度阳明学进行讨论,提出了三个观点一是贯通的视角王阳明说“六经是心的记籍”,象山讲“六经皆我注脚”,杨简也讲“六经皆我心”。李承贵教授认为这个心是道心、本心、良知良能,不是私心并要通过贯穿的思维在阳明整个心学系统里把握心的表述、以及心与经典的表述。二是批判的视角每一种学术里面的观念命题都是可以思考的,都是有限的。如阳明良知是非之心,是非之心就是好恶对这个问题的解释,从牟宗三开始都是把是非之心和羞恶之心都梳归到良知,都是道德理性和道德情感问题,这个解释没有太大创造。阳明学能否道德伦理和知识空间走出来?这需要批判怀疑的眼光。正如孟子说“尽信书不如无书”阳明说不能以孔子的是非为是非,朱子更是如此。在当下的儒学复兴、国学复兴中,怀疑的精神是很可贵的。三是实践的视域阳明心学最大的特征之一就是实践,我们作为后人来研究、应用阳明哲学,需要实践的精神可以让我们发现阳明心学的生命所在,并通过实践的视角把我们自己的生命和阳明的心学生命打通。

  张茂泽教授主要探讨了朱子学走向阳明学的内在逻辑的必然性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中提到张载向二程转变的必然性,张载讲气构成了物,但是解释不了事物不同的原因,所以“理”应运而生。学界对朱子学转向阳明学的必然性问题,却讲很少主要是因为他们认同朱子学,而认为阳明学是退步。张茂泽教授认为朱子学向阳明学转变的逻辑必然性包含三个方面:第一儒学的修养进展的必然从朱子的知上升到阳明的行,在认识规律上,我们先要认识外在的理,在认识自身的理,先要行朱子的博,后要行阳明的约。第二修养主体挺立的必然要求阳明《朱子晚年定论》认为“为学要先立乎其大者”,主张先要主体挺立。在格物穷理方面,按照朱熹的办法去做,然后在具体的格物穷理的活动中,良知主体出来。天下义理无穷,人是有限的,认识如何可能?如庄子所说,“吾生而有崖,天下,有崖随无涯,殆矣”。它的可能性就是良知。第三,求道、知道、闻道的必然要求古人认为对道的认识有一个过程,首先先认识道的一个部分,然后认识道的另一个部分具体而言就是道作为世界根源的部分道构成世界材料的部分就是性进而是事物的性质,结构、规律,然后再认识世界的主体——心。张载讲气、程朱讲理、陆王讲心,这其中就反映了一般的规律,因为气是形而下的,我们先认识一个东西是从具体开始再到抽象,然后再反观自己,这是人类认识的一般规律。这三个方面,反映了朱子学走向阳明学的必然性,无论我们喜欢不喜欢阳明学,它就在那里。

   徐公喜教授主要关注朱陆之争到陆王之争的历史考察。如何把朱子之学和陆王之学过度到二者之间的异同呢?对于阳明学,传统认为象山的研究是修正了朱子的错误,发展了自己的学说徐公喜教授认为是朱子之学和象山之学互相的合汇的过程。主要从三个方面来论证第一,朱陆在世的时候,朱陆之间的异同更多的是学术上和方法论上差异,而不是门户之争。从象山和朱子晚年的书信和讲学过程中,都反映了他们“尊德道问学”并重的关系,朱子的后学与象山的弟子有互相转向的,当时兼学的风气很流行。鹅湖之会这个标志性事件后,朱子与象山之间的观点是有所争议的,当时学术上没有完全实现合同,他们的弟子在他们学术的争议的过程中,逐渐才发展其不同的对立的学术。但是鹅湖之会,朱陆相异不是主流,合汇才是学术发展的主线。当大儒去世后,为了维护师门的传承,才促使了门派的形成,但其所关注的不是学说的发展,而是由朱入陆还是由陆入朱的问题在学术上是合汇的问题。江西朱子后学群体学术特征,在元文明就有心学化倾向,在这段时间是合汇为主题,这也为阳明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第二,王阳明提出的“早异晚同”是对朱子学的折射,承认了朱子之学朱陆的异,但底线是以心学为中心。实际上,合汇在元末就已经出现了,承认同,更承认异在这种背景下,王阳明提出的“早异晚同”实际上是把朱陆异同转向朱王异同的重要过程。《四库全书》对明代的评论有这么一个观点,当时的学术是“随风气以投时好”。 第三,在很大程度上,王阳明学术路径和朱熹的路径是相同的他们都重文本,朱熹对《大学》补录,阳明用古本考辨;朱子的晚年注重实践,王阳明的《朱子晚年定论》实际上是要建立心学道统论,王阳明在他们的书里面,借孔孟阐发自己的思想。王阳明很多说法都是把自己作为道统的传承人,只不过是心学的道统论。王阳明是一个合汇者,是继承发展了朱陆之学。

    杨柱才教授对本次会议提了两点想法。第一个是对心与理的分殊,阳明学是心学,且对朱子学多有批评,尤其在格物的问题上。阳明学的建立以及形成有个长期的探索,在这个过程中,对朱子学也有继承和转化。正如陈荣捷先生所认为的“朱子力量大,转得动”,这个观点也适用于阳明。阳明主要是把朱子的很多讲法都转为“心本体”,杨柱才教授举了三个列子来论证阳明对朱子的吸收和转化:一是对“至善”的解读,二是“虚灵不昧”,三是“主一”。第二个是关于对朱子门人后学研究的一些想法。二十几年来,阳明学的研究十分迅猛,阳明后学的研究不单是国内兴盛,且东亚地区也十分重视。然而对阳明后学的研究,目前学术界则相对比较式微。这对此次参加座谈会的学者来说,是一种鞭策的作用。杨教授还认为,相对于阳明后学对阳明学推进,朱子后学对于朱子学的发展却似乎没有很大的突破,故而学者对朱子后学的看法似乎存有偏见。然而这个偏见是否能够成立,是值得今之学者思考的。杨柱才教授根据初步的研究、调查发现朱子后学的理论价值很大。杨教授以罗钦顺为例讨论了其理论动力。其次他还结合了朝鲜性理学里面的“四端七情”说来看朱子后学的价值。最后,他认为开展朱子门人后学的研究,既可以丰富我们的历史经验,且这个问题本身也是值得研究的。总体来讲,朱子学和阳明学的对话本身很有意义。

   方旭东教授主要分享了关于阳明学、朱子学当代性应用的问题。现代人时常会问研究朱子学、阳明学有什么用,当代的诠释和发展有什么意义?为此,他首先提出以前引用过的一个理论——“自然农法”,即回复到传统的生产方式,不用化肥,不用农业,机械化等的生产模式。这个概念最初是由日本人提出的,但是这个理念包括了道家、儒家等思想观念,当然其中核心的思想还可以和阳明学的思想联系起来。例如阳明在《传习录》中有一段讲除草的问题,阳明就借机讲了一个“无善无恶”的想法。随后,方旭东教授讲了朱子学、阳明学的当代意义,即创造性的应用。他列举了共享单车的事例,并认为当代社会是一个共享时代。这个共享的理念,在朱子学、阳明学里面可以找到理论来源,即“万物一体”的观念。用万物一体的概念来考虑,摈弃小我,从而达到万物一体的理念。最后他认为,中国哲学将大有可为,必然会大发光彩。

   陈畅副教授的发言主题围绕着朱子学与阳明学的“慎独”功夫及汇通而展开。他主要是从阳明后学和朱子后学两者的分歧入手,来探讨他们的思想内涵。陈教授借用了王龙溪对朱王功夫论的分殊进行立论,王龙溪认为朱子是将“戒慎恐惧”与“慎独”、“致中和”与“中和”、“存养”跟“省察”随处分为二,而阳明学则是合二为一。陈教授从朱子的“戒慎恐惧”与“慎独”的功夫、阳明的“良知”与“致良知”、“致中和”与“中和”进行解析,从而认为朱子平实,阳明活泼。后来在阳明门人那里,逐渐地走向了汇通之学,如刘宗周,黄宗羲。回顾晚明一百多年学术史的辩论,对我们今天重新思考阳明学和朱子学的汇通和对话,是十分有益的。

   许家星教授以章太炎先生对胡适先生的批判切入,着重关注经学与理学的关系,并认可钱穆先生“理学经学化,理学经典化”的说法。当今社会有“两创”的说法,即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他认为朱子对四书学的解释则很好地体现了这两点。随后,许教授回顾了朱子及其后学对四书学诠释的历程。在朱子的第一代弟子中,主要还是以朱子的话语来解释。在第二、三代的弟子中,则引用朱子弟子们的说法。到了元代,朱子学官方化,对四书的诠释则更是大量地应用朱子弟子们的解释。最后,许教授谈了对学术的继承和创新问题。传统经学的研究主要是以注疏的方式进行的,而这个方法在现代能不能继承下去,这是值得我们关切的。古来注释朱子学著作体裁各异,总的来说,有诠释义理的,有专门考证的。故而他提出了两点思路,第一是朱子是如何继承和改造前人的思想。第二是朱子对同一个东西是有反复的变化。若是把这些说法汇集在一起,则很有价值。随后他以《大学》第一篇来论证,表明朱子早年对大程和小程还是有区分的,后来就不分开来论了。我们可以比较下,朱子对此做的一些改造是一个创造性的转化。另外,许教授之前发现,在明代除了朱、王之显学外,还有一类第三者,即朱王合流。如与阳明学同时的学者魏庄齐强调归根复静,他既批判朱学,也对阳明有所批评。由此可见从明代阳明学出现之时就已有了一个反思的思潮,这是一个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

   翟奎凤副教授认为“至善”是儒学一个最根本的追寻,儒学是没有门户的。在宋明理学的研究上,他觉得中国文化发展与佛教传入中国有密切关联,且总体上可分为两个阶段,一是本土的文化,如诸子百家,二是佛教传入后,魏晋直到明末。中国文化第二期的发展,整个中国文化都笼罩在佛教的影响下。反省中国佛教,印度佛教是“性寂”,而中国佛学“性觉”。一定意义上朱子学偏于“性寂”,而阳明学偏于“性觉”,且在一定程度上阳明学是对朱子学和陆学的融合,是以“性觉”为主导,但也强调寂的作用。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在他看来并不完全是。道、天这些范畴类似上帝、绝对精神等,它具有能动性。人修道,道修人,这个里面有一定的互动性。我们反思宋明理学,明末出现了三教合流一,这也可看成是中国文化第二期的终结。整个时期在佛教的笼罩下,禅宗内丹包括宋明理学都有一个特点,即都在强调主体性,内在性。但到明末,以利玛窦为代表的天主教的传入,把“天”完全的理性化,强调“天”的绝对超验性。这对宋明理学的发展,具有有启发性。人的存在是情感和理性的结合,整个儒学的发展也是情理交融的。从这个角度看人能弘道,道也能弘人,这个道可以放大到更大的视域,类似于黑格尔的绝对精神。整个宋明理学,“理即气”、“理即性”、“心即理”,心、气、理三者,从总体上来统一起来把握宋明理学是个比较理想的情况。 随后,关于朱子学的问题。他认为朱子年轻的时候,深受延平启发。道南学派偏向涵养未发,但朱子却没有延续此法。朱子对涵养未发、向内探析的门径不是很认同。其实朱子早年也受禅宗影响,他跟延平学习时,强调理一,后来李桐就批评他,理一重要但更吃紧的还是分殊,后来朱子走向了格物。我们说他受延平的影响,但他没有接受向内、主静、涵养未发的路径,我认为这是受禅宗影响的,因为禅宗的坐禅强调在动态中修行。当然朱子对禅宗也有他的反思,禅宗容易走向理一而忽视分殊。这一点,在儒家的系统里面,朱子精神包括自然科学精神、科学道德、知识和道德。在儒学里面真善美是统一的,他超越了狭隘的道德化,求真也是对天地的贯通,这是儒家本有的向路,求真、知识对科学、道德的认识本身是一统、互相触发的。

贡华南教授发言的主旨是“贵目贱心与贵心贱目”,这个命题出自王阳明《传习录》。先生曰:“尔乃贵目贱心”,“贵目”中之“目”只是器官的一个部分,并不涉及目的活动,贵目彰显了对躯体的重视,与向外逐物的价值取向具有鲜明的对立性。“贵目”还是“贱心”,是阳明思想的一个重要的论题。从阳明的整个思想来看,与心相对的目不仅仅是器官本身,同时也指向了视觉活动,以及以视觉活动而引申的一种思想方式。具体说,就是以视觉的展开与物我距离的拉开为前提,基于视觉活动而展开的视觉活动,异于自觉保持物我之间距离为特征。这种物我为二的方式为阳明所重视。大家对熟悉阳明“庭中格竹”有一套相应的功夫。朱子并没有提供一套具体的格物指南。在人与竹子保持自觉的特征,始终有自己的特质,其中所包含了所以然,所当然。即求不得真也不得善,阳明见于“龙场悟道”,外物格不得只能格自家身心。阳明顿悟后,围绕就心格物,其“心外无物”的说法就围绕这个说法。“山中看花”的例子区分了两种看,即未看与已看。无所谓真,无所谓善。原来花不在心外,也不在心内。花与心交融,而无内外。阳明这一套理论,无内外而合一。从阳明之后的历史发展来看,阳明之后,拒绝物我之分、拒绝以心为主导的内外合、物我一的这个心来看,这个贵心贱目的渊源,对后世文化影响深远。最后,贡教授以绘画为列,论证了阳明“贵心贱目”的传统。

  朱人求教授发现朱子学和阳明学并不像想象中的那样是两张皮,而是互有印证,同中有异,异中有同。他的发言主要围绕着朱子与阳明“致知”观对当代的启迪。他认为朱子和阳明最大的差异,不是格物而是致知。通过致知观,我们可以找到一个切入口。在格物致知的时候,朱子最后是要达到对天理本体的认识,所得到的知识,既具有外在客观事物的天理,也具有内在的道德认知。致知本身就是功夫论,一旦到了一定境界,心与理一,一旦豁然贯通,“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明矣”。这就是心聚众理,就是明明德,这与阳明学是相通的。他分三个部分展开其观点:朱子的致知观、阳明的致良知、以及对当代诚信建设的启迪。首先是朱子的致知观。朱教授认为朱子的格物致知观只是一件事情,是为学的起点,也是为道的起点。格物致知是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格物就是一个整体的东西。格物致知在逻辑上有先后顺序,格物是下手处,致知是获得了真知,通过格物而致知,这就是致知在格物。此处之“在”,讲的是当下的东西,有其先后性。格物致知是认知的开始,真心诚意是行动的开始。格物致知是朱子理学建构的出发点和归宿,关于朱子“格物致知”的历史定位,朱教授认为朱子的格物致知是其为学的起点和归宿,它本质上是一种功夫论,他的完成即达到心与理一的圣人情结。在修炼至人的过程中,实现其生命境界,进入一种决绝、澄明的圣人境界。其次,阳明的致知就是致良知,他认为致良知就是他的全部。他一生讲学就三个字即“致良知”,充分表达了其对“致良知”的推崇。致良知就是致知加良知,良知有三个含义,第一就是本体的含义,良知就是天理,就是心体,就是道,就是心,就是心之本体。第二个是本质的含义,它是不虑而知、知是知非、是先天具有的是非之心,它有道德情感和道德本质。第三个是功夫、本能意义。“致良知”的“致”,就是至极,推到最高本体,这点与朱子本无差别。“致良知”就是扩展其良知,知者智者,知无心之良知也,扩展自己的良知,即强调“知行合一”,他都会贯通起来。致良知就是恢复人类、自然的德性,万物一体之能。另外,这个良知就是真诚坦恻。这个良知就是一个天理,这种良知推广至社会,也可以致得事亲,事君的良知,这是一个思路。最后,朱教授简单地谈到这对当代诚信建设的启迪,从而找到诚信建设的形上意义。

   张天杰副教授简单地汇报他近几年的研究工作。对于朱子学、阳明学的研究工作,他主要围绕两个方面的;一个是文献整理,二是思想史的研究。在文献整理方面,他目前主要搜集清初朱陆异同的材料以及编辑《陆陇其全集》。朱陆异同在清代很受关注,他主要涉及的是王学,更加关照的是朱王异同。其次是在文献整理方面,则主要围绕着陆陇其。他的资料主要涉及对阳明学的批判,或是对朱子学的重新认识。对陆陇其的研究是个十分重要的课题,对其全集的整理,可以更有效地深入研究。关于思想史的研究方面,张副教授提出了很多有意义的研究视域。清代初年大量的学者,甚至不太研究王学的顾炎武、民间的吕留良、官方的李光地等是如何看待朱子学和阳明学是个十分重要的视域。康熙皇帝以理学治国,其对真伪道学的看法有其内在的理路,比如在李光地的问题上,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明史当中要不要设置道学传,这个话题在清代涉及了道统和学统的问题,王阳明到底要不要单独来看,还是和众多学者放到一块记载等等问题。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论题,当时的学者把佛学、道学、王学放在一起来看,很多学者认为阳明学是佛学、道学,张天杰副教授认为这是不准确的,因为这并没有实在的根据。清初的学者,民间和官方的都尊朱,当时由王学从民间转向官方。康熙皇帝本人是认可朱子学的,认为朱子学利于国家治理,李光地慢慢地也转向朱子学,最主要的是批判王阳明的格竹子事件。参考李光地的研究来探讨,从其心路历程来看,开始喜好阳明学,慢慢地转向朱子学。在明朝末年,流传最多的还是阳明学的书,张履祥想要买朱熹的《近思录》还是比较难的,从图书的版本流传也可以看朱陆的张力。

   殷慧副教授主要关注的是对话的形式,我们再读《传习录》和《近思录》的时候,对话是其思想展开的一种方式。这种方式的当代意义值得我们去探讨和研究。其次她还关注到朱熹和王阳明生活的样式。朱子到八十岁左右的时候,还在进行哲学思考;阳明先生也是,直到生命的尽头还在进行哲学探讨。而当今学人大多只是作为哲学工作者在生活,而不是哲学的生活,朱子和阳明的生活就是哲学的生活。忽视他们的日常生活,就很难理解他们的思路。今天我们还能够不断地来挖掘其思想,立志做圣贤,他们的言行始终伴随我们。在高校传授知识的时候,学生往往提出新时代的圣贤的形象为何、新时代的圣贤标准为何等问题。她无法作出解答,故而也是她现在想追问的。朱子、阳明强调修养,使其改变我们的思想方式,指导我们的生活,当然这些在我们这个学术圈子是无需怀疑的。但是如何在更广的范围得到确证,让普通市民也能坚守,这就是我们所要思考的问题。宋明理学很多的文本都是问答式的,《朱子语类》就很典型。关于他们的问答形式,我们在讨论文本的时候有没有更好的解读方式,是不是可以采用类似于苏格拉底似的“助产术”,或是圆桌会议进行哲学教学的模式,又比如采用生活化的情景体验。

   王宇研究员也讲了他近些年的研究现状。他的研究视角主要集中在朱子后学上,他这两年在研究宋元地区朱子学传承的情况时,把宋元朱子学的内在规律与阳明学进行一些对比,发现朱子与阳明传道的方式是有区别的。二程和朱子在构建理学道统论的时候,认为道从孟子以后中断了一千多年,那么从中断以后到再次发现,强调道统传授的,则是从周敦颐开始。此后,宋代大儒都开门收徒,从二程的师徒授受直至朱熹的第五代弟子都是这样延续的。但是,黄干还揭示了另一个角度,他说朱子是直接传二程的。朱子在世的时候,他本人对师徒授受的传道是怀疑的,道的传承不能光靠人与人的传承,朱子虽然大量授徒,但也重视文本的构建。到了元末的时候,朱子门人给官方提了一个建议,要把朱子学的文献进行删定,进行学理上的梳理。到了明代的时候,朱子学在言语文字上的积累十分庞大。然而在宋元革鼎之际的很多学者,是没有师徒授受的,没有人与人之间授受,这也就证明道的传递可以以文本为载体。这就说明朱子学的传承并不是只看人与人的关系,文本的传递也是道统传递的一个方式。而阳明说道统时,主张是心传,阳明学主张是不立文字,阳明本人不注解任何文献,所以阳明的传递就是言语,他相信和弟子之间的言语交流,而朱子则更重文本的传递。这两者之间的道统传递,有其各自的优缺点,但都不失为一种道的传递方式。

姚永辉副教授的发言主要是对朱子家礼研究的现状进行反思,她认为近年来对朱子家礼的研究关注度一直在提升。过去的六七年里,对朱子家礼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个是从朱子家礼研究,进而提炼出朱子哲学思想的。第二个方面,文献对比研究。学界开始突破朝代的限制,例如有学者开展的对朱子家礼和满洲相关礼仪的对比。第三,朱子家礼在明清的传播。第四,以实践为取向展开对朱子家礼的研究。其中分为两块,一块是朱子及其弟子对家礼的实践,第二块是后世对朱子家礼的实践。第五,朱子家礼的研究在当代的应用。然而当前的研究也有一些问题:第一,最近的研究重复现象严重,缺乏新的突破。第二,简单化的研究方法。很多学者从家谱、家礼的角度切入,为朱子家礼传播研究提供实体,但缺乏传播过程的分析。还有就是对抄本研究不够重视,通常设计一场仪式,很难界定尊或不尊的问题。第三,文献对比的研究,将后世地方文本拿来与朱子家礼对比,具有随意性。

朱晓鹏教授主要从马一浮的“群经统类”切入,探讨了几个问题。他认为以程朱为代表的宋代理学经历了从“六经”到“四书”的转型。这从唐代开始,完成于宋代。以“六经”或是“四书”为主题,是有其内在理路差别的。通过马一浮先生的“群经通类”,我们可以发现马先生对“群经通类”的编辑不是随意的,而是有其内在考量的。马先生编的经典以六经为主体,这和整个朱熹强调的“四书”体系是不一样的。这样的一个不同,为我们深入理解原始儒学是什么、儒家真精神是什么等问题提供了一个契机。朱晓鹏教授进一步提出了南宋思想多元化的问题。除了朱子学一脉,南宋还呈现出例如浙学等丰富多样的思想学派。我们当代所关注的问题不应是谁为“正宗”的问题,而是这样一个多元化的局面何以在南宋出现的问题。他赞同学界提出的南宋转型观点,并认为正是在这样一个历史大背景下,思想文化方面也呈现出了多元化的特点。最后,朱晓鹏教授认为,研究传统文化还要关注如何现代化的问题。结合社会现实、寻找新的载体等方面对于延续文化具有重大价值。对于例如“朱子家礼”等传统,要结合当代实际在形式上予以创新。

 

   何俊教授高度评价了本次座谈会所取得的丰富成果。并就与会专家学者的发言作了精要的概括与总结,他总结性地认为这次大会大致有两个论域,第一个是研究方法和视角的问题,第二个是关于朱子学和阳明学所关联到的历史、内涵和现代意义等大的领域。

  首先就第一个论域,何教授认为,朱晓鹏教授从马一浮先生群经通类的目录来谈宋明理学的研究,其实是想说明根据马先生的目录,从研究的视野和材料上面能够突破原来以人物为单位、以学派为依归的这样的宋明理学的建构。对宋明儒学,以朱子学阳明学为核心的大的思想流派,放在以儒家六经为背景的思想系统当中加以论述。他的发言中还涉及到全视域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在阳明学和朱子学之外的其他学派,他们是我们理解阳明学和朱子学非常重要的一个背景。姚永辉教授是对礼制的学术史的回顾,来引发当下的一些研究中所存在的问题。上午,钱明教授用一个从个案的问题,来讲阳明神化问题,以警醒我们在阳明学研究当中存在的方法上的一些问题。这不完全是方法上的,而且是会带动阳明学在历史中和现实中的意义的发挥和认知。我们在史料上也会有相当的突破,图像、戏曲、小说,以前是不进入我们研究视野的,而今后是可以值得我们去关注。

   李若晖教授对宋明理学究竟是不是对宋亡、明亡负有它的思想理论的责任,对阳明学和朱子学提出了质疑。这个思想从五四以后一直是反传统的一个重要的依据,但是这个思想也并不是五四以后有的,而是在明亡以后清代就开始的。今天我们面临的是国学热再度复兴的过程。但是对于从业人员,我们依然不可能说这个问题简单地就被抹杀了。何俊教授认为一个历史现象的形成,总是由各种原因共通促成的,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某种原因,或者制度的、思想的、或是某个特殊的历史人物而决定的。但是宋明理学家对宋亡、明亡是不是有他的历史责任这样的问题,应当是我们这些从业人员要考虑的问题。这个目的不是只是为了认识历史,而是在我们今天在实现宋明理学的创造性转化过程当中要面对处理的问题。而李承贵教授可能就更多地从宏观的意义上来谈方法论的问题,虽然是宏观的,但是他的三个关键词对我们是有指导意义的。第一个是他在研究宋明朱子学和阳明学研究当中贯通的概念,第二是批判的意识,第三是实践的观念。从这些发言当中可以看出,关于朱子学和阳明学所引发出来的宋明理学的研究方法论上的思考是具有个案性的,也有综观的,也有更宏观的论述,是值得我们今后关注的。

另外的一个论域是朱子学和阳明学所展开的历史,及其所包含的内涵和所具有的意义,大部分学者都集中在这讨论。这所涉的论题非常广阔,这些论题大致可分成两块,第一块集中在以朱子学和阳明学为代表的宋明理学的历史展开和内涵的阐发,第二个是揭示朱子学和阳明学的当代意义。在第一块的论域当中,我们可以注意到,学者的发言大致可以分为五个方面的研究论域,第一个是朱子学和阳明学在整个历史的脉动当中所产生的问题意识是什么?张学智教授在他的报告当中就解释了阳明学的产生是有其时代的问题的。除了问题意识以外,也涉及到关于朱子学、阳明学他们思想展开的路径,这个路径也涉及到内涵问题。这个内涵可以集中在几个问题:第一个就是知与良知的问题,如朱人求教授所讲到的;也涉及到对某一个具体概念的阐明,如贡华南教授所讲到的心与物的问题;也涉及从思想史的脉络当中来凝敛一个核心概念,如陈畅教授所讲到的慎独在朱子和阳明各自的思想中的表达,和他最终所导出的刘宗周思想当中的问题。再有一个就是在这个路径除了理论本身的内涵问题以外,我们还注意到了宋明理学不仅仅是一个思想论说,还是一个文化运动,所以也谈到了礼制的建设,如汤勤福老师所讲到的问题;还有包括教学的过程,如殷慧老师所谈。第二个领域是集中在朱学到朱子后学、到王学这样一个思想史流变的过程。张茂泽教授从逻辑的必然性来梳理这样一条线路,徐公喜教授是从历史实际展开的过程来梳理,杨柱才教授更为细致地从心与理的分殊来谈朱子学的问题,王宇研究院也谈到朱子后学在宋元之际的展开,还有陈代湘教授讲到的湘学的问题。第三个论域所谈到的话题并不多,但也有价值。那就是许家星教授所讨论到的经学与理学的关系,这个问题如朱晓鹏教授所讲的从六经到四书的思想系统的转变也是有关系的。翟奎风教授讲宋明理学放到整个儒学的脉络当中来理解,也涉及到这样一个表达。第四个就是陈代湘教授所讲的湘学和王宇研究院讲的浙学,这两个问题涉及到宋明理学当中,以朱子学和阳明所代表的宋明理学在区域之间的互动的关系的问题,这是我们在宋明理学研究当中一直所关注的问题,但是在今天的讨论中,似乎没有充分的展开。第五个论域,就是张天杰教授、王宇研究员所讲的清初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的判定、汇通和融合的问题。这是解决朱子学和阳明学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问题。在历史和思想内涵方面,大致有以上五个论域。另外的一些学者,比较注重朱子学和阳明学的当代意义。第一个是黄玉顺教授所谈到的,阳明学与我们今天的现代性与民主性所富有的启发。殷慧教授也关注到宋明理学家的言谈方式在现代教育所具有的意义。姚永辉教授提到的礼仪的模式在现代社会所具有的当代意义。另外还有相对更为面向未来的意义,如吴震教授所阐发的几个重要的观念:共同性的问题、道统与政统、以及古今天下的天下关怀,在传统文化面向未来当中可能所开出的论域。当然还有比较细小的个案,如方旭东教授所讲的以万物一体和目前的共享社会的理念的互相转化。从意义分析的角度来说,无论是黄玉顺教授、殷慧教授、姚永辉教授、吴震教授和方旭东教授,他们对意义的阐发有不同的层面,也有不同的前瞻性,或大或小,但对于我们今天来解释朱子学阳明学都是有洞见的。

   根据上述二十二位专家的发言,何俊教授就座谈会的主题提出了两点想法:第一,通过学者的发言,形成了一个基本共识,即朱子学内含着向阳明学发展的思想和历史逻辑。二者之间不存在根本性的矛盾,但各有针对,这种针对是来自时代的自身问题,这也造成了朱子、阳明之后的朱子学与阳明学的调和,成为了历史选择的一个重要选项。这种选择不仅在阳明本人身上有所显现,而且阳明本人的做法,现在看来不仅是一种权宜之计,更是一种真心的认知,这就是朱子学与阳明学所具有的合一性。第二,朱子学与阳明学在当代究竟有什么样的价值与意义值得我们去关注。关于这一点,何俊教授主要讲了两点。第一,朱子学的关注点是与当今的科学性相关的,而阳明学的现代性在于其对主体性的凸显。但这并不是说,朱子学没有主体性,阳明学没有科学性,只是各有侧重。但这两点是成为两家学说对当下的更重要影响的两个方面,一个是基于事实的格物穷理的科学,另一个是强调主体性。但是另一方面,尽管朱子学强调格物穷理,但是他的格物穷理也同样是以儒家的价值关怀为追求,因此在格物穷理的过程中,同样又有他的价值的、意义的关怀,所以在知识与价值之间,如何建立起平衡,这依然是我们今天所关注的问题。第二个在阳明主体性彰显的过程中,个体性的掘发仍然要以规范和制度为依归。所以如何在科学昌明的同时为人类把握价值的良好方向,同时在主体性高度彰显的体况下又能够逐渐建设起合理的制度和规范,这是朱子学与阳明学给予当代的一个重要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