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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俊:“知行合一”原来是这个意思 | 光明讲坛185讲
2017-09-11 11:57:25 作者:光明讲坛 来源: 访问次数:1

 

何俊,1963年生,杭州师范大学教授、国学院院长。杭州大学(现浙江大学)哲学专业毕业,哲学博士。曾任浙江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中国哲学与思想史研究。著有《西学与晚明思想的裂变》等。

孟子曾言“心之官则思”,认为“心”是用来思考的。古人所言之“心”并非心脏的“心”,而是类似于大脑的概念。孟子赋予了“心”一种自觉的认识,确立起“心”的主体地位。这开辟了中国思想文化中注重精神层面的传统。

阳明先生是明代中叶人,其思想和孟子一脉相承,其学说思想被称为心学。阳明的心学不仅在传统的精英阶层影响深远,而且在中下层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对于明代的思想建设、社会民智的开发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除了在中国学术思想史上产生巨大影响外,王阳明心学还对东亚文明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王阳明 光明图片/视觉中国

阳明先生的思想大致由三部分组成。

第一,心外无物。这在哲学上属于本体论,构成了他对整个世界的基本看法,即世界观。

第二,知行合一。在有了心外无物的世界观之后,阳明先生就需要依照其世界观来建立起自己的价值观和人生观,也就是说,要转向实践和行动。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提出了“知行合一”说,这改变了此前思想家们把知与行进行分割、区别的做法,认为知行本为一体,是相互包含的。

更为重要的是,王阳明将知与行由简单的人的行为的两个部分,合一上升到一个本体概念。也就是说,知行合一的本体不是手段性的东西,而是人的生命存在的本来样态和应然样态,这使得儒家的生命哲学在心的层面上得以展开。

第三,致良知。知行合一强调知行是生命的本体,但并没有说清楚知什么、行什么的问题。所以,阳明先生在晚年明确提出知行的本体就是致良知。这使得知行合一的生命本体有了明确的内涵与方向。

知行问题的简略回溯

知易行难?知难行易?

知行问题,自古以来都十分重要。这虽然是个哲学问题,但也切实存在于每个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之中。

例如,叩齿是养生良方,但鲜有人能每天坚持,总会三天打鱼,两天晒网,这就是知易行难。商朝贤臣傅说曾对商王武丁说:“非知之艰,行之惟艰。”在傅说看来,知道一个东西并不难,行动才难,即知易行难。这就较早地提出了知行的关系问题。

但实际上,认知也并非十分容易。爱因斯坦提出相对论时,全球仅有几人能听懂;弗洛伊德早年在柏林大学讲述自己的代表作《梦的解析》时,也只有两人听课。可见,理解并接受一种新的道理或知识也实非易事,人很容易被既有的知识所捆绑。

为乘使吏图

孔子对知行问题有何看法?

孔子的哲学以仁学为标志。关于仁的内涵,孔子有不同层面的回答,其中一个层面就是把仁建立在“知”的基础上。樊迟问仁。子曰:“爱人。”问知。子曰:“知人。”也就是说,一个没有“知”的人是不可能成为仁者的。

孔子曾言:“唯仁者能爱人,能恶人。”仁者不是简单地爱人,也要知道什么行为值得痛恨。可是,要区分这个问题就必须有“知”。所以,在孔子知、仁、勇的完整品格中,“知”是第一位的,“知”才能“仁”,有了“知”和“仁”,才能谈“勇”。

《论语》以“学而时习之”开篇,这其实就包含了知与行两个方面,学就是知,习就是行。所以,知行问题是孔子学说中的重要问题。他把“知”的过程分成了学与思两部分。可是,若只重视思而不重视学,同样也是很危险的。以上均表明孔子对“知”已有深刻分析。

总之,知与行是孔子思想体系中的一对重要范畴。知行问题在儒家思想中自始就占据着重要地位,因此,阳明先生提出知行合一并非空穴来风,并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中庸》对知行相关问题也有相关的描述。在孔子之后,儒家关于知行问题仍有进一步展开。

白鹿洞书院 光明图片/视觉中国

到了宋代,面对这样多样性的世界,人们迫切需要重建一种秩序,宋儒承担起了这项伟大工作,朱熹集大成。他创造性地继承了孔子以来的儒家文化,创造性地转化了汉代以来的文化,开创了中国文化的新格局。

朱熹强调“格物穷理”“格物致知”,中国民间有这样的俗语:“有理走遍天下”,“凡事要讲一个道理”,这个“理”“道理”,虽非朱熹首倡,但他对此进行了系统化的梳理和阐发。简言之,朱熹最伟大的成就就在于为中国文化注入了理性主义的光辉。

王阳明“知行合一”论的提出

外缘时弊,因病与药。朱熹强调理性,十分重视“知”的问题,强调知识和读书的重要性。他强调读书,强调做学问,是要让人在学知识的过程中,训练、培养和确立自身的理性精神,进而成为圣贤。但这也导致了天下的读书人均以读书为敲门砖,拿做学问去猎取功名利禄,追求荣华富贵。可以说,这是朱熹重“知”的副作用。

正是针对这样的时弊,阳明先生提出了“知行合一”说,强调“知”最后要落实到实践中去,“知”的目的不是猎取功名,而是要让自身成为真正的仁者,成为圣贤。所以,阳明的思想是因病下药,是针对朱子学的弊端提出的。当然,这个弊端并不是朱子学本身的弊端,而是朱子学的社会化运用所带来的问题。

余姚博物馆展出王阳明《客座私祝》《寓赣州上海日翁书》真迹 光明图片/视觉中国

内在理路,本然如是。王阳明提出“知行合一”也有自己的内在理路。在王阳明看来,如果理性是通过知识的探求、学问的追求而获得的,那么,人的精神就容易被吸引到外在的世界中去,从而使自我主体性丧失。所以,王阳明思想的根本意义就在于其在理性的基础上确立起人的主体性,这也是阳明思想的核心。

朱熹赋予人以理性的力量,但这个理性很可能被湮没在对外在事物的认知上。

再者,当大家都比较蒙昧时,凸显理性是十分必要的。可是,当理性的力量十分强大时,就可能对精神层面造成很大的遮蔽和扼杀,因为人不完全是理性的动物。更直接引导人类生活、思考和工作的可能是情感。理性想要驾驭情感,就需要另外一种精神力量——意志的帮助。所以,知、情、意这三者在整个生命精神中是非常复杂的,很难分辨到底是意志部分,还是情感部分,抑或是理性部分为主,也很难说哪个部分多了就有利。

例如,医生对病危病人说,回家准备后事吧。从理性的标准讲,这并没有错,可是这很伤情。也许,病人原本可以活六个月,把实情告知后,他很快就死掉了。所以,人不仅是理性的动物,人同时也是情感的动物。

王阳明赋予了人一个丰满的主体——精神主体,在此基础上,他又进一步提出“知行合一”说。所以,知行合一的提出是王阳明本身思想的自然延伸:“某今说个知行合一,正是对病的药,又不是某凿空杜撰,知行本体原是如此。”

知行合一的内涵

知行合一的内涵应该包括了知行一体、真知真行、知行功夫、知行本体四个方面。

知行一体 在阳明之前,我们前面讲了,学者们是把知和行分开来说的,知是知,行是行。而阳明则认为,知中就有行,行中就有知。简言之,一个人的行动当中包含着他本身的知识,知行是一体的。

真知真行 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这里面有一个真知与假知、真行与假行的问题。知行合一、知行一体指的都是真知真行。常人可能认为,想对父母孝,就要了解到底什么时候要让父母暖和一点,什么时候让父母凉快一点,这都是知识,都需要学习。而王阳明则认为,若一个人真的想孝,并不需要专门学习,在实践的过程中,自然会学会。所以,这里面存在一个真知真行的问题。

知行功夫 阳明主张凡事不能仅仅停留在语言上,一定要有生命的感受。知识是外在的、零散的、碎片化的,可最后落实在生活中是整合为一体的。也就是说,每个人都要把外在的知识,经过自身生命的整合、认可,把它展现出来,这个生命的整合和统一的过程就是一个功夫的过程。

知行本体 阳明通过功夫把知行上升为生命的本体。在阳明之前,知与行只是人的行为思考的两个行为方式。但是,在阳明这里,通过知行合一就变成了本体。这个本体就是生命存在的方式。这个存在的方式中,理性的部分、情感的部分、践行的部分融通为一体,以心、以精神表达出来。往往感动人的不是行动,而是心。人的能力有大小,但是心到不到是关键。

知行合一的意义与局限

王阳明知行合一思想的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重新阐明了“知”与“行”的内涵。

第二,为“致良知”学说提供功夫路径。在王阳明看来,人之所以异于其他动物,就在于人有良知。朱熹强调天理,故而有了“有理走遍天下”“凡事要讲一个道理”之说,但民间也有“做事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的说法,这就等于是在天理之后又有了良心。所以,今天人们在日常生活之中,在对人、对事的过程中,都秉承着天理良心。做人要讲天理,做人要讲良心,这个良心的观念就是由王阳明强化了的。

第三,重筑儒家修身传统中的力行特色。儒家并不主张空谈,孔子曾言:“我欲托之空言,不如载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王阳明继承并重筑了儒家修身传统中的力行特色。总之,王阳明思想的光辉性,既在理论的方面,又在实践的方面。

浙江余姚王阳明故居 光明图片/视觉中国

当然,王阳明的“知行合一”也有一定的局限性,这主要表现在其严判良知与知识之别,强调良知为重,对知识层面关注不足。也就是说,王阳明过分地把良知和一般的知识做了区分,并以良知代替了知识,从而使得朱熹追求的理性、道理、格物穷理未能得到进一步的彰显。

众所周知,欧洲理性主义的传统大约从17世纪开始走向现代化,朱熹的思想本早于他们五百年,阳明所处的时代正是大航海时代的前夜,阳明之后没多久,西方天主教的传教士就来到了中国,即意味着大航海开始了。正是在这样的时代里,王阳明把人们的视野从格物穷理的外部世界探索,又拉回到人的生命。这本来是无可厚非的,因为无论科学如何昌明,最后都应以人的丰满和完善为最终目标。只是,人类虽是终极目标,但在历史的过程中,它是通过具体目标来实现的。

在具体的历史阶段中,西方走向了科学昌明的时代,而我国则不然。这虽不完全是阳明的问题,但王阳明思想本身确实存在着对知识追求的某种遮蔽。